假钞中国之最(新中国成立以来单案数额最大假币

在黑龙江、广东两地组成的专案组于黑龙江省海林市捣毁的一起制造窝点，创下了我国货币伪造案的历史纪录。此案涉及的金额之大、被告人数之多以及犯罪过程的复杂性，都使得该案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此次行动现场缴获的数额高达4.2215亿元，令人震惊。

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充分展现了我国庭审的实质化要求。从证据的展示、事实的查明、诉辩的发表到裁判的形成，都在法庭上进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对被告人陈建秋、蔡惜供、郑勇、刘洋仔的无期徒刑判决，以及对其他被告人的有期徒刑判决，都是基于充分的事实和证据。

庭审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被告人之间的相互推诿，对案件细节的疑窦重重的态度，使得案件真相的查明面临挑战。例如，关于伪造货币的犯意是如何产生的，被告人之间的说法就存在不一致。陈建秋声称是蔡惜供提出的这个想法，而蔡惜供则称是陈建秋首先提出的。范水洲也支持蔡惜供的说法。面对这种情况，庭审实质化的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

为了澄清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庭特意安排了六轮对质环节。在大法官石时态的引导下，陈建秋、蔡惜供和范水洲在法庭上的对质场面尤为引人注目。他们的语气、眼神和相互态度，都成为了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参考。通过这些对质环节，法庭最终认定陈建秋是这起犯罪的提议者，蔡惜供和范水洲属于共同预谋制造。

庭审还重点调查了伪造货币的资金来源和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决定一审判决对各被告人的量刑是否适当的关键。四个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都声称自己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低、作用小，应为从犯，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但法庭会根据他们在实际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所有相关证据，做出公正的判决。

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不仅充分展示了我国庭审的实质化要求，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伪造货币这种严重犯罪的无情打击。无论是被告人之间的相互推诿，还是法庭上的激烈对质，都在强调一个事实：任何试图破坏我国货币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在金钱流转的背后，揭示一桩伪造货币案的真相之旅

上诉人陈建秋在法庭上声称，他仅投入了70余万元购买机器设备，而购买纸张的60万元和购买油墨的24万元，均来自于他的表弟蔡惜供。当法庭对此展开调查和对质时，事情似乎并不简单。

检察员通过对比陈建秋和蔡惜供的银行流水证明，发现陈建秋的银行账户资金流动频繁，而蔡惜供的银行卡流水额却非常有限。据此，检察员认为蔡惜供并没有出资能力。在这一连串的证词和证据链中，法庭最终认定，陈建秋是伪造货币犯罪的资金提供者。

石时态大法官强调，虽然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要在法庭调查阶段安排对质环节，但按照“庭审实质化”的要求，这样的对质有助于查明事实真相。

在另一庭审环节中，关于毒品来源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刘洋仔在一审中被认定在制造场所容留他人。他上诉时声称毒品是由别人带到牡丹江市供他们吸食的。在二审期间，当法庭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并安排相关被告人对质时，现场所有人都指证毒品是刘洋仔提供的。

检察机关亦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蔡惜供为制造现场的工人提供了毒品，刘洋仔的说法和检举缺乏事实根据。最终，法庭认定毒品是刘洋仔提供的，他构成了容留他人罪。

经过两天的庭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这起上诉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庭审过程中，石时态大法官不仅关注案件本身，还深入探究了印制胶版的来源。这个至关重要的作案工具竟然大多出自一人之手——彭大祥，被誉为“教父”。他的绘画天赋在时代的动荡中被不正当利用，走上了伪造人民币的道路。据媒体报道，全国有九成以上的出自他的手绘胶版。这位“教父”现已被判处无期徒刑，无法再为犯罪团伙提供胶版了。

在这个案件的背后，揭示了金钱、犯罪、法律与人性的复杂交织。石时态大法官的细致入微和深入探究，不仅展现了法律的公正与严谨，也揭示了人性的光明与阴暗。这起案件不仅是法律的一次审判，更是对人性的一次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