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察举制选拔的重点是仅仅就提倡孝廉-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朝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其成功的背后，有着一套深思熟虑的官员选拔机制——察举制。

称帝之后，首要之事便是为新兴封建统治选拔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官吏。高祖刘邦对此极为重视，天下初定时，他一方面清除旧臣的威胁，一方面着手选拔新的贤能。经过深思熟虑，刘邦在《求贤诏》中提出了选拔治国的贤士的策略。他强调选拔过程需运用国家的力量，对候选者的品行、仪表、年龄等实行严格考察。这便是西汉察举制的开端。

随着时间的推移，察举制逐渐发展并走向制度化。到了文帝时期，他颁布了诏令，推行举贤良的法令。这一时期的察举不仅明确了科目，还规定了对策应试。到了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建议被采纳，实行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儒学艺术、道德成为察举的基本标准，察举制正式形成。

察举制的特点在于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在西汉长达四百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察举制是最重要且影响最深远的选官方式。这一制度根据最高统治者的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吏负责考察和推荐人才给朝廷。察举制对两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在察举制的推行过程中，孝道观念得到了极大的提倡和推广。汉代以孝治天下，察举制中以察举孝廉为主，成为士人踏入仕途的必经之路。通过察举的形式奖励行孝之人，使得民间孝的观念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察举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徇私舞弊的现象逐渐出现并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察举制在汉代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效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除了孝道观念外，察举制在选拔过程中还注重四科取士与光禄四行等标准，以确保选拔出的人才能够真正为朝廷和国家做出贡献。

察举制是汉代集权制国家中的产物，它为汉王朝选拔人才、加强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察举制在推行过程中也体现了对道德品行的重视和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尽管察举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对后世的影响仍然深远，对于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汉代察举选官制度中，“四科取士”的标准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其选拔之严谨，体现了对人才全方位的考量。

首科选拔的，是德行高妙，志杰清白之士。这里，品行成为了人才的首要标准。西汉诸帝频繁诏举的“贤良方正之士”，其本质就是寻找那些拥有高尚品德的人才。优良的道德修养在察举过程中始终被强调，这是作为一个优秀人才的基石。

第二科则是对人才文化素养的考察，具体表现为学通修行，经中博士。这一科不仅要求人才明习经学，而且要通晓法令。而对于官吏来说，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熟悉诏令，具备“能书合计”的能力，是他们在文化层面需要达到的标准。这里的“能书”，不仅仅是制作公文、写作文章的能力，还包括书法技艺。汉简所出土的大量文书档案中，许多都出自史职官吏之手，可见书法的重要性。而“合计”，则是需要官吏具备一定的计算统计能力，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管理来说，是极为必要的。

第三科则重视人才的管理能力，明达法令，足以决疑案能覆问，文中御史。这一点体现了汉代对于官吏管理能力的重视。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更需要在管理实践中展现出灵活应变、协调处理的能力。察举制度对这方面有着明确的要求，这也是汉代社会对于管理价值的体现。

最后一科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这一科考察的是人才的决策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智慧。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仅需要在常规情况下表现出色，更需要在面临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和明智的决策。

只有通过了这四科的考核，才能得以出任三辅令。这一制度的设计，体现了汉代对于人才的全面要求，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古代社会对于优秀人才的定义和追求。这种全面、严谨的人才选拔制度，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