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怠政的历史争议是无为而治还是昏庸无能

对于过去十五年中万历皇帝的行为，存在许多误解和质疑。许多人认为他因长期不上朝而怠政，但事实上，真正的政治决策并非在朝会上达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明史·神宗本纪》中记录的万历十五年以后的朝政事务，与之前的年份并无显著区别。

万历皇帝在处理政务上的表现堪称出色。赈济灾荒、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以及对外交往等事务，他样样都抓得牢牢实实。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更是彰显了他的执政能力。这些胜利并非轻易取得，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策划的结果。仅仅因为皇帝不上朝就扣上“怠政”的帽子，显然是不公平的。

在明代，完善的制度为万历皇帝的“静摄”提供了可能。明朝的制度建设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全面且完善。这些制度不仅维护了皇权的稳固，也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万历皇帝的“静摄”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借鉴道家思想的执政理念，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这种执政风格并非全然消极，而是像太极拳一样高深的执政手段。

关于“不见”，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完全不与大臣见面。即便到了晚年，万历皇帝有时仍会与大臣见面。至于“不批”，更是与事实不符。万历皇帝并非不批所有的上疏，而是有选择地处理。重要的奏章他仍会认真批复。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很多时候是因为即使批复了也只会引发不必要的争吵和漫骂。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万历皇帝的行为和决策，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不能仅凭表面现象就做出判断。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探寻。万历皇帝的“静摄”、“不见”和“不批”，并非简单的怠政或消极避世，而是他独特的执政手段和智慧。这样的领导者，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理解。即使是被称为消极怠工、与臣僚对抗的万历皇帝，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他的行为并非无所作为。对于黄仁宇先生提出的万历皇帝大量不批示奏疏的行为，从明史和实录的记载来看，其实并非如此。在万历帝看来，对于那些需要批复的奏疏和需要挽留的官员，他从未含糊过。即便是在所谓的怠政高峰时期，他依然对部分奏疏予以批复和挽留。

以赵焕的吏部尚书职位被质疑为例，万历帝在面对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的弹劾时，不仅予以宽慰挽留赵焕，甚至在御史汤兆京攻击赵焕时，他还多次为赵焕辩解，并贬责其他官员以安慰赵焕。甚至在万历帝临死前一年，他对熊廷弼的支持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熊廷弼的奏疏，无论在哪一时期，万历帝都予以批复。甚至在病重期间，他对熊廷弼的奏疏仍然十分关注，无一不批答。

在处理地方官员的奏章方面，明代知县级别的地方官无需皇帝批示就能决策。“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的说法并不准确。即便是在万历帝放弃部分职责的情况下，文官集团依然能够按照其多年来的自动运行程序进行工作。例如，北京的会试、殿试照常进行，地方官和京官的考核也并未废止。

关于万历怠政的另一个理由是“不任免官员”，导致“官曹空虚”。这一说法同样需要放在党争和无为而治的大背景下看待。减少言官数量对于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节约行政开支和提高行政效率具有积极意义。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空缺职务就会导致政务荒废。

关于“不郊”和“不庙”的质疑，实际上在明史中有相关记载。万历帝确实存在“郊”、“庙”次数较少的情况，甚至后来请人代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身体原因有关，特别是他患有严重的足疾。在定陵出土的实证中，可以看到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以及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的情况。这样的实物证据使得再将万历的足疾归咎于酒色过度变得不再合理。

可能由于疾病导致万历帝无法亲自参加某些礼仪。从情理上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万历皇帝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消极怠工的行为，但他的行为并非无所作为或完全放弃职责。他在处理重要事务和关键人物时依然保持着清醒和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