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持续三十年的国本之争，到底争的什么

万历十四年起，至万历四十二年间，一场关于皇位继承的激烈纷争在明神宗与文官集团之间展开。这场被称为“国本之争”的纷争，持续了近三十年，其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和阶段性质，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在明朝，皇位继承遵循的是嫡长制，也就是说，皇太子的身份自出生起便已注定。这场国本之争却持续了近三十年，让人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明神宗和文官集团如此僵持不下呢？

从万历十四年起，明神宗与文官集团开始了他们的较量。在这一时期，皇三子朱常洵的出生并未给明神宗带来长久的喜悦。因为不久后，文官集团中的代表人物申时行便提出了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请求。表面上看，申时行的理由是为了大明江山社稷考虑，然而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他的请求实际上是无理取闹。

在明代，册立皇太子遵循的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嫡长制。朱常洛虽然是明神宗的皇长子，但并非嫡长子。而且当时的明神宗和皇后均年轻，谁也无法保证嫡长子不会降生。如果此时贸然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将来再改立皇太子将会更加麻烦。

文官集团中的申时行、姜应麟、孙如法等人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他们不断上疏请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明知嫡长制的重要性以及册立朱常洛可能遇到的麻烦，他们却无人反对。这表明文官集团在这一阶段的目的就是无理取闹。

明神宗对此心知肚明，他凭借一句“过几年嫡长子仍然没有降生，再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话，就让文官集团消停了几年。万历二十年，随着文官集团再次发起攻击，国本之争再次愈演愈烈。文官集团背后的黑手开始显露出来。他们不仅统一口径要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还使出了终极必杀技：搬出家法和前车之鉴来逼迫明神宗。

在这场激烈的国本之争中，明神宗陷入了被动境地。为了削弱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的势力，明神宗采取了缺官不补、派出矿监和税使等措施。这些措施并没有让文官集团妥协。文官集团在处理不涉及军国大事的政务时自行其是，同时以“与民争利”为由组织反矿监、税使运动。最终，明神宗在无奈之中被迫于万历二十九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这场国本之争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不仅反映了明神宗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激烈矛盾，也揭示了明朝政治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这场纷争最终导致了明神宗的被动妥协，对明朝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本之争的实质在这一阶段逐渐浮出水面。表面上，文官集团不懈努力，旨在让明神宗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背后更深层次的斗争，实际上是文官集团及其幕后势力试图通过朱元璋的家法、汉唐盛衰的历史教训来约束皇权，实现他们当家做主的目的。明神宗为了反抗这种被动的治理局面，采取了缺官不补的策略，并派出矿监、税使进行抗争。礼法虽由王者制定，但王者自身也必须时刻遵守。这些法规礼仪，源远流长，历代遵循，无人敢轻易违背。《敬事草》中所述，正是这一阶段的国本之争，其本质就是明神宗与文官集团及其幕后势力之间的权力角逐。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后，国本之争并未就此平息。明神宗为了报复文官集团及其背后的势力，继续实施缺官不补的政策，召回矿监和税使。为了等待时机，他甚至打破了成年后需前往封地就藩的惯例，让已经封为福王的朱常洵留在京师。最终，在万历四十二年，一场关于皇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梃击案，为国本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在这一阶段，明神宗并未采取新的举措，所以国本之争的本质，可以说是明神宗在权力斗争中的挣扎与反抗。他在面对文官集团的挑战时，展现出坚定的意志和策略，使得这场国本之争更加扑朔迷离，引人入胜。这场斗争不仅关乎皇室的内部纷争，更是权力、策略、欲望的较量，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国本之争在这一阶段就是明神宗与文官集团及其幕后势力之间的一场激烈较量，是权力、策略、欲望的交织，展现了明朝末年的政治风云。明神宗的每一次决策，都关乎皇权的稳固与否，也关乎明朝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