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已经定都武昌了 孙权之后为何又选择在南京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东吴政权的建立是一段充满曲折与智慧的故事。对于尚未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让我们一同跟随历史的脚步，揭开孙权迁都建业的神秘面纱。

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然而这里的武昌并非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而是位于湖北省的鄂州市。鄂州与武昌虽然距离相近，只有77公里，但它们却是两个独立的地方。不久后，孙权将都城从武昌迁至建业，而建业便是今天江苏省的省会南京。

孙权称帝的时间比曹魏晚9年，比蜀汉晚8年。他的决策背后充满了审慎与智慧。这并非是因为他犹豫不决或迟疑不定，而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如同刘备去世后蜀汉内部的纷争一样，孙权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他之所以迟迟不称帝，是因为他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挑战。等到刘备被孙权打败之后，曹丕也开始对孙权发起进攻。直到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后，孙权才感到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

那么，为何孙权在定都武昌后，又选择迁都建业呢？这其中包含了三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是士族的胁迫。江东政权的基础是孙策打下的一片江山。孙策当年带领的主要是淮南和江东的将士，到了孙权建立政权时，江东士族成为了东吴政权的核心力量。这些士族在江东地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支持孙权，但也希望他能够迁都建业，因为建业离他们的家乡更近，更便于他们控制地方经济和政治局势。

第二个原因是建业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孙权对抗北方曹魏政权的主要武器是水军。长江是孙权防御和进攻的重要工具。建业位于长江畔，拥有巢湖和太湖等湖泊的便利，便于东吴水军的活动和物资运输。而武昌虽然也在长江边，但其周边缺乏大型湖泊和河流，无法像建业那样利用水域进行灵活的战略部署。

第三个原因是经济因素。东吴的主要经济区在江浙一带，而非武昌。选择建业作为首都能更好地保护东吴的经济重心，确保经济的繁荣与稳定。

综合以上三个原因，孙权最终决定将都城从武昌迁至建业。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孙权的战略眼光和智慧，也反映了江东士族的强大影响力和东吴政权的实际需求。这一决策对东吴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我们揭示了三国时期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复杂面貌。建业：东吴的经济重心之所在

深入探究东吴的都城选址之谜，建业的经济地位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解读这一决策背后的经济逻辑。

一、屯田区的繁荣与建业的崛起

东吴的主要屯田区集中在江浙一带，如浙江的海昌、上虞和新安等地。毗陵、湖熟、溧阳、江乘等地也都设立了屯田区。这些地区不仅物产丰富，而且距离建业较近。粮食作为政权稳定的重要战略物资，建业因地理位置的便利而成为了粮食的集散中心。武昌虽有屯田区，但其产量和规模均不及江浙地区，因此建业作为都城的地位得以凸显。

二、手工业区与纺织业的兴盛

东吴的手工业和纺织业同样繁荣。青瓷器产地集中在浙江的宁波、绍兴等地；青铜制造则主要在武昌和会稽。这些地区的经济产出通过长江顺流而下，建业作为交通枢纽，自然成为了物资集散的中心。尤其是丝绸产业，长江中下游的太湖流域是全国的丝绸重镇，而苏州、杭州等地更是丝绸的中心产区，这些地区与建业的距离较近，进一步巩固了建业的经济地位。

三、造船业的发展与建业的战略意义

东吴的造船中心位于今天的福州。船只建造完毕后，沿东南海岸线经长江输送至各地。尽管武昌也有造船业，但规模尚不足以与建业相提并论。作为沿江城市，建业在船只运输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船只可以直达江浙经济中心，这也是孙权选择定都建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业作为东吴的经济重心，其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性以及与各大经济产区的紧密联系，使其成为定都的理想之地。加之孙权及其团队大多为江浙人士，这也为建业成为都城提供了内部支持。孙权定都建业的决策，不仅基于经济考量，也融入了地域情感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