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军事体制是如何变化的？诸子间的对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深刻而广泛，尤其在军事制度方面，战国军制相较于以往的奴隶制军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变革体现在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队编制装备体制以及教育训练、兵役军赋、军事法规、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战国时期的军制变革，标志着中国封建军制的初步确立，为后续历史时期的军事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的军队与之前的军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阶级属性发生了变化。夏、商、西周时期的军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战国时期的军队主要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服务，主要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对农民阶级的镇压。军队成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主要是国人当兵，而到了战国，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军队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大量农奴或“编户齐民”的农民成为士兵的主要成分。

在武装力量体制方面，战国时期的武装力量由中央军和地方军组成，这与过去的王室军、诸侯军和族军组成方式有所不同。战国时期的兵役制度、选任制度、君主集权方式、兵种构成、军事训练制度以及军事法规立法原则与施法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战国时代的军事思想也呈现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特点。境内皆言兵，兵家辈岀，著述宏丰，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军事思想的牢固基础。诸子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和揭示是封建军事学上的重大成就。他们关注战争原因的探索，直观地看到战争威胁的现实性，同时认识到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主从关系。这些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吴子》、《司马法》、《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军事名著以及诸子的军事专论中。

战国时期的军事变革不仅表现在军制上，还体现在军事思想和战争观上。面对频繁而惨烈的战争，诸子们积极探索战争原因和战争规律，他们的思想对于后续历史时期的军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变革也为中国的封建军制的确立和军事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政治的视角审视战争，古代中国的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吴子》一书将战争细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揭示了战争的多面性。而某些著作则将战争分为“诛”与“攻”，强调战争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这些观点都基于一个共识：对待不同性质的战争，应采取不同的态度，为正义而战的战争值得赞扬。

相反，那些违背道义、以乱攻治、以邪攻正、以逆攻顺的行为，则必然导致失败。这些战国诸子的论述，虽然未能完全揭示战争的阶级本质，但对于战争的理性认识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飞跃。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受到了诸子政治、观的影响。

儒学与法家学说在此过程中尤为突出，它们决定了战国军事思想的基本政治倾向。儒家学说以"仁义"为本，为军事学术解决了政治原则问题，使其在哲理上获得升华。而法家学说则从政治的角度为军事提供了具体而丰富的理论，满足了社会大变革对军事的特殊要求。

理想的境界与成熟的经验相结合，儒、法两派政治理论对战国军事学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战国军事思想的第二个基本特点表现为不同流派军事学说的兼容与互补。先秦诸子之间的学术倾向，既体现在对不同学派的评述和攻讦，也体现在对对手某些思想的汲取和消化。

到了战国晚期，这种趋势愈发显著。在诸子兵学专论方面，以博采众长为特色的黄老军事思想崛起；在兵学著作方面，《六韬》一书的诞生则体现了综合融会的特征。

战国军事史在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同整个战国历史在古代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一样重要。它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影响深远。运用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研究和科学的分析，揭示军事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通过对战国军事史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战争的本质和规律，还可以为现代军事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