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张扬求爱事件

诗，于世界之中，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虽无法掀起革命巨浪，也无法即刻济贫致富，却能深深唤醒人们心中的爱意。遥想二十年前，当我初识《邮差》（Il Postino）这部影片时，它的译名曾被称为《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那时，巴勃罗·聂鲁达或许还未广为人知，至少相较于同为南美作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名字显得较为陌生。于是，中译者借用了后者的作品《一场事先张扬的事件》的噱头来为其命名。《邮差》中的马里奥，他的求爱过程并非张扬于事先。他所依赖的，是诗的力量，是隐喻的魅力，是那些小岛百姓未曾触及的情感表达方式。

时光荏苒，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被马里奥的爱和聂鲁达的诗所感动。当我走出影院，沉浸于影片的情感之余，我不禁探寻起背后的故事。才知晓饰演马里奥的意大利著名演员马西莫·特罗西（Massimo Troisi），在拍摄过程中身体遭受重大困扰，曾入院接受心脏手术。影片杀青后的短短时光里，他便因心脏病发离世。可以说，《邮差》成为了马西莫·特罗西的绝唱。作为影片的联合导演，他倾尽全力寻找资金，将这部带有明显左翼倾向的电影带到世人面前。即便明知自己心脏状况堪忧，他仍亲自扮演劳动人民马里奥一角，仿佛将生命献给了这个角色。

诗的存在，究竟赋予这世界怎样的意义？它无法点燃革命之火，也无法立即改变贫穷的境遇。但它却能孕育出真挚的爱意。这种力量，在半个世纪前的意大利与智利得到了印证。此时此刻此地，我们却无法确定马里奥的爱是否仍能以聂鲁达的诗来唤醒。那为何我们还需要诗？

在《邮差》中，有一句话令我陷入深思。这并不是出自聂鲁达之口，而是当聂鲁达指责马里奥利用他的诗来表达爱意时，马里奥回应道：“诗属于需要它的人，而不是写诗的人。”这句话引发了观众的笑声和共鸣。作为一个诗人，我深知这其中蕴含的真理与矛盾。电影巧妙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如果“需要诗的人”最终也能写诗（如马里奥），那么这种二元对立便不复存在。当写诗的人忠实于自己写诗的初心时，他便成为了最需要诗的人。电影中的聂鲁达最终收到马里奥给他的礼物——通过磁带录下的声音，那些代表诗意的海浪声、孩子诞生前的心跳声、风声与呼吸声——“邮差”已不仅仅是传递信件的使者，更是传递诗意的象征。诗人本身也是向世界传递诗意的邮差。尽管马里奥未曾提笔写诗，他却深深理解了何为诗人。电影启示我们：隐喻、韵律等诗的元素本就存在于我们的平凡世界中。当聂鲁达向渔夫的儿子马里奥索要一个渔网的比喻时，我们便明白诗人从何而来、诗的母体在哪里。换句话说，马里奥和他贫瘠的故乡再次教育了诗人聂鲁达——马里奥因聂鲁达的诗找到了真爱，而聂鲁达则从马里奥的觉醒中重新认识了何为真正的诗人使命。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流亡诗人聂鲁达》，描绘了《邮差》之后的聂鲁达的流亡生活。流亡使他真正回归诗人身份而这部电影也触及到了前文提到的复杂滋味：身份落差之间的落差和错位感。《邮差》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当聂鲁达离开意大利回国之后并没有如约写信给马里奥这令马里奥的岳母讽刺道大诗人怎会记得我们小百姓。《流亡诗人聂鲁达》中一位出身穷苦的干部质问聂鲁达革命成功后是我们变成你这样还是你们变成我这样？聂鲁达回答说我们将在床榻上吃喝在厨房里做爱这其中的“我们”二字是不分彼此的意思蕴含着人民与诗人的紧密联系和互相成就的真谛诗歌的超现实是最诱惑人的革命因为它揭示了美而不是无中生有地捏造美人民和诗人因诗而互相成就亦理应如此诗人廖伟棠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感悟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切真谛表达了对诗歌和生活的热爱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