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何张献忠会有暴戾性格与恐怖暴政

在张献忠统治后期的施政过程中，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逐渐显现。越是感到孤立，他的猜疑和暴戾情绪就越发严重；而这种猜疑和暴戾情绪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滥杀行为，从而让自己更加陷入孤立的境地。

在崇祯十六年底，张献忠面对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的双重压力，带领部队进军四川以寻求自保。他以“澄清川岳”为旗帜，于崇祯十七年春挥军四川，成功攻克成都，并将李自成的势力逐出川北。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为大顺。他设立了一系列官职，并借鉴明朝旧制，以维护新政权。

张献忠重视招降前朝官吏文人，委以高官，并通过开科取士吸引知识分子加入。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大西政权初期确实吸收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参与。对于拒绝合作的地主官绅文人，张献忠采取了极其严厉镇压的策略。他的农民军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不仅未能平息矛盾，反而使之激化。

张献忠的偏激情绪是导致无辜滥杀的直接原因。如果他能采取更为缓和的策略，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为了尽快稳定秩序，张献忠实行了严密的军事管制和特务统治。这些措施虽然可以理解，但却给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使得普通老百姓难以对这个农民政权产生认同感。

随着张献忠的政权日益稳固，他的专制暴虐行为也愈发严重。他已经不仅仅是对拒绝合作的人进行镇压，就连已经归顺并在大西政权中担任职务的知识分子也时常遭到滥杀。这些行为使得张献忠的部将和下属官员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中，人心惶惶。

张献忠在建立大西政权后，由于缺乏经验和耐心，举措多端失调，最终走上了以暴易暴恣情滥杀之路。他的行为使得原本支持他的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纷纷离心离德，新政权也失去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张献忠的偏激情绪和行为无疑加速了他政权的灭亡。张献忠，夹江生员王志道笔下能写出一斗大的“帅”字，张献忠欣赏其才后却感叹“尔有才如此，将来图谋我的必定也是你这样的人！”随即杀了王志道以祭旗。这样的行为使得人人自危，无人敢安心为大西政权效命。张献忠的行为更像是一个权力巅峰的暴君，而非农民领袖的风范。

张献忠的科举选拔制度也带有强制性质，背后隐藏着残酷的现实。若有人不去参加，其家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考试过后，中举者不得回家安宁，未中者也不得在乡居住。反而将秀才视为在家乡造谣生事者，将其与家眷一起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这样的手段实在过于残暴，让人心寒。张献忠的科举考试更像是在模仿明朝的做法，而非真正通过选拔人才来重用的目的。他甚至在短时间内频繁举行考试，显示出他对科举之事的轻视和随意性。尽管他对人才有急需，但他的做法却让人看不到任何章法，充满了血腥味。

张献忠率几十万大军入川后，后勤供给问题逐渐暴露。他试图通过没收地主富商家的资财来补充军需，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在四川的经济举措几乎是一片空白。如同李自成在北京的“追赃助饷”，大西军在四川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反而导致了生产的萎缩和停顿。这样的强盗作风让人深恶痛绝。

张献忠在统治策略上的失误将自己与四川各阶层对立起来。他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民众的反抗，许多地方都举起了义旗。面对地主阶级的对抗，张献忠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级区分，走上了以暴易暴的道路。他屠杀四川民众，甚至将自己的部下也视为敌人。在他的施政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他越感到孤立，就越变得猜疑暴戾；而越猜疑暴戾，就越导致他良莠不分的滥杀，使他更加孤立。

张献忠在四川继续了两年的恐怖统治，使得人口和资源锐减。当他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时，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已经变得残破不堪。最终，在北上的途中，张献忠不幸中箭身亡，大西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他的统治没有给任何一个阶层带来好处，他所彰显出来的人性之恶是使其在四川无法立足的重要原因。当他这样一个丧失理性的人处于权力之巅时，只会带来无比的破坏性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