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高官平均贪腐3208万元 揭发他人成立功途径

在2015年底，随着一系列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我国进入了贪腐犯罪审判的高峰期。与此针对贪腐罪的刑事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与修订。特别是《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无疑为未来的贪腐案件判决带来了重大影响。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截至目前，已有25位省部级高官进入审判程序，其中20人已经接受了终审判决。这些高官被指控的罪名主要集中在受贿罪上，同时还有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落马高官的贪腐数额巨大，平均每人高达3208万元。其中，周永康、万庆良、毛小兵等人的贪腐数额更是超过了亿元。

从量刑角度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周永康、刘铁男和王素毅等人，他们的受贿金额均超过千万。其余官员则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刑期从11年到15年不等。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相比，这些官员的判决似乎有所减轻，这可能与新的法律环境和司法实践有关。

除了贪腐数额，自首、立功、坦白、悔罪等情节也是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许多落马官员通过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来实现立功，从而争取从宽处理。例如，万庆良和刘铁男等都通过此举获得了立功表现。一些官员通过如实供述罪行、悔罪和积极退赃等方式获得从轻处理。

并非所有官员都能轻易立功。陈柏槐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上诉的落马高官，他当庭全盘翻供，否认所有指控。最终，他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一判决明显重于其他官员。

在整个司法过程中，这些落马官员的悔恨态度引人注目。许多人在陈述中声泪俱下，表达悔意，希望能获得从宽处理。无论他们的态度如何，事实已经发生，法律的公正和严肃性不会因此而改变。

《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和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在打击贪腐犯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未来，我们期待更加公正、透明的司法环境，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希望每一位公民都能自觉遵守法律，远离贪腐，共同营造一个清廉、和谐的社会环境。贪腐案件中的量刑差异之谜

在高官贪腐领域，一种现象令人困惑：即便贪腐金额相近，涉及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也大致相似，但最终的量刑结果却差距甚大。这一现象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深思。

以四川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原国家质检总局党组成员李春城和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三人的案例为例。郭永祥贪腐金额达四千多万元，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李春城受贿三千多万元，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而刘铁男的受贿金额超过三千五百万元，却遭到无期徒刑的严厉惩处。类似的案例在已判决的官员贪腐案件中屡见不鲜。

除了贪腐金额，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量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受贿者的身份地位、犯罪手段、社会影响等都是法院在判决时会考虑的重要因素。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时仍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导致量刑差异的一个原因。

在已经判决的十八大后高官贪腐案件中，受贿金额在两千万元以上但不满亿元的案件中，除刘铁男被判无期徒刑外，其余均被判有期徒刑。这一趋势似乎表明，法院在判决时会考虑其他因素，而不仅仅是贪腐金额。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刑事改革趋势是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这一原则也将大量抑制贪腐犯罪死刑的适用。在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贪官被判处长期监禁，而非死刑。如何确保量刑公正、合理，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高官贪腐案件中的量刑差异并非简单以贪腐金额或其他单一因素来决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来做出判决，以确保量刑公正、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