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刘文彩什么样？五姨太诉说真实的刘文彩

1958年的一个冬日清晨，一队青春洋溢的青年工人手持铁锤和钢钎，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出发，向金井村的一片开阔地“三埂四梁”挺进。他们的目标，是一座豪华的巨坟。经过三天的艰苦努力，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露出真容。它虽已入土十年，但依然崭新如初，坚固而宽大。当人们揭开棺材盖时，发现死者安详地躺着，寿衣质地坚韧，难以破坏。棺材中的蚕丝绒在一把火中化为灰烬。人群被熊熊火焰所震撼，他们激动无比，一拥而上，将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抛到了杂草丛生的河滩上。

这场行动的主角是守墓人刘清山，他出身贫农，无法理解这场毁墓掘尸的革命行动。他奔前跑后地劝说阻止人群，四天后，这位老人因无法承受压力而悲愤离世。

被抛出墓穴的是四川大邑县的大地主刘文彩。他的尸首在风雨中逐渐腐烂，最后只剩几根白骨。据说有人用衣服包裹了这些白骨，秘密埋葬在一个至今未被公开的地方。刘文彩的庄园陈列馆门牌由陈毅元帅题写，馆内陈列了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以及他作为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馆方称，每次展览都能引起观众的愤恨和沉痛，尤其是老年观众，他们看过刘文彩的刑具和水牢后，常常泣不成声。

面对尘封的历史，我们是否应该怀疑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呢？刘文彩在我们这一代的印象中几乎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黑暗”形象，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主呢？

历史学者揭示，刘文彩家中从未设有“水牢”、“地牢”、“刑具室”，这些都是在极左年代基于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的。当年的冷妈妈讲述了许多不该说的真相。“水牢”原本是的仓库，“刑具室”和“行刑室”也只是瓷器和年货的存放处。我们过去对刘文彩的恐怖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大的。

四川大邑县的许多农民回忆说，刘文彩待人厚道，经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晚年时，他出资兴办了当时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拥有校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一位92岁的五姨太王玉清在刘文彩死后仍对他念念不忘，每天早晚烧香祈福。她在砍材时被刘文彩看中并娶为五姨太，婚后刘文彩对她宠爱有加。然而盛传的说法是她在被迫成为刘文彩的五姨太后依然坚持明媒正娶的身份。无论是悲是喜，王玉清的生活都围绕着刘文彩展开。她去世后有人评价她：“她已经成为永远的五姨太，悲剧式的女人。”关于她的出身和婚后生活有着更多的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和理解这段历史中的复杂情感和人性的复杂性。自六十年代“四清”行动启动以来，王玉清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曾身居简陋的“知青房”，在“文革”期间更是遭受了批斗的磨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她得到了村社的关怀，被当作“五保户”照顾，享受了一定的生活补贴。

随着时代的变迁，王玉清的生活需求也在逐渐增长。她向提出申请，希望能迁居到安仁镇，以便更好地就医。县里根据她的特殊情况，同意了她的请求。在安仁镇，她先后居住了原乡办公院、猪市坝原布鞋社旧址等地，生活费用主要依赖于蔡场乡、安仁镇以及刘氏庄园博物馆的补助。

某个温暖的春日，一位年事已高的妇人，在另一位老人的搀扶下，蹒跚向我们走来。王玉清的家虽然阴暗潮湿，但她的生活态度却十分乐观。她的家中，灶台上的土碗和药罐见证了她的生活痕迹。卧房里摆放着两张老旧的单人床，虽然被褥单薄且旧，但却干净整洁。

王玉清性格开朗，善于应对各种场合。1987年，她曾应一日本访华团体的邀请，在刘氏公馆出现，回答了许多日本客人的问题，表现出得体的回答。当她靠近那张“龙凤床”时，她细心地掀起褥垫，长久地端详并摩挲着它。

当我们再次见到王玉清时，她心怀感激地向记者表示，她的幸福生活是托邓小平的福，沾党和的光。尽管今年初她不慎摔了一跤，但她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王玉清去世后，安仁镇为她办理了全部后事，并将她的骨灰运回了蔡场娘家安葬。她的生活故事，无疑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生动缩影，展现了中国在照顾弱势群体方面的努力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