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军事体制是如何变化的？诸子间的对战有何规律？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上承春秋乱世，下启封建一统。在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变革尤为显著。

战国军制相较于以往的奴隶制军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涉及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队编制装备体制以及教育训练、兵役军赋、军事法规、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这些变革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更反映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

战国时期的军队主要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旨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对农民阶级的镇压。军队成分发生了质的变化，大量的农奴或“编户齐民”的农民成为士兵的主要成分，军官则多来自立有战功的地主阶级军功贵族。

武装力量体制也由过去的王室军、诸侯军和族军转变为中央军和地方军。兵役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实行郡县普遍以及精锐武卒募选制。选任制度更注重任人唯贤，以国君选拔任免的官僚俸禄制度取代任人唯亲的宗法血缘制度。

君主集权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建立起崭新的制度以确保君主对军权的控制，形成了一套完善而周密的运行机制。兵种构成方面，车兵地位相对降低，步兵全面崛起，成为各国的主力兵种。

军事思想方面，战国时代也是系统化理论化的重要时期。“境内皆言兵”，兵家辈出，著述宏丰，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军事思想的牢固基础。诸子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和揭示是封建军事学上的重大成就。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吴子》《司马法》《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军事名著以及诸子的军事专论中。

从不同角度看，战国诸子的军事思想涉及战争观、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等方面。他们面对频繁而惨烈的战争，十分关注战争原因的探索，并认识到战争是历史的连续现象。《尉缭子》已经看到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这是关于战争是政治继续的朴素认识，在学术上具有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的军事变革为中国封建军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军事思想也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的特点，在战争观、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一时期的思想成果对于后续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政治的眼光审视战争，战国时期的诸子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吴子》将战争细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种类型，而某些著作则将战争分为“诛”与“攻”两大类别。这些分类背后反映了对待不同性质的战争应有不同的态度，对待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应有明确的原则区分。对于那些为正义而战的战争，我们应持坚定的支持态度。

反之，那些以乱攻治、以邪攻正、以逆攻顺的行为，必然走向失败。这些观点虽然未能揭示战争的阶级本质，但从历史角度看，这无疑是人类对战争问题的理性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政治和观念对当时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学和法家学说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它们实质上决定了战国军事思想的基本政治倾向。

儒家学说以“仁义”为本，为军事学术解决了政治原则问题，规范了用兵的宗旨、目的以及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使其在哲理上获得升华。而法家学说则从政治的角度为军事提供了具体而丰富的理论，满足了社会大变革对军事的特殊要求。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为军事学术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战国军事思想的另一基本特点表现为不同流派军事学说的兼容与互补。先秦诸子之间在对峙中兼容的倾向在军事思想上得到了体现。这种倾向既体现在对各家学派的评述和攻讦，也体现在对对手某些思想的汲取和消化。特别是在战国晚期，这种趋势愈发显著，体现在黄老军事思想的崛起以及《六韬》一书的诞生。

战国军事史在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同整个战国历史在古代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一样重要。它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影响深远。运用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军事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深入研究战国军事史，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也可以为现代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