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壁画(陈池瑜-首都机场壁画的艺术成就与
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的历史背景与意义
自1979年首都国际机场的建成以来，壁画创作工程成为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张仃院长的领导下，众多艺术家、工艺美术工作者与实习生共同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创作任务。这一壁画工程不仅是对机场建筑室内空间的装饰，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当代艺术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这一壁画群的创作、制作和安装工作的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诞生。工程的缘起是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提议，经过9个月的精心策划和制作，包括在景德镇陶瓷厂、邯郸磁州窑厂、昌平玻璃厂等制作单位的协同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一宏伟工程。
这一壁画创作工程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艺术创作形式与风格的多样性的体现。新的首都国际机场作为现代化建筑群体，其壁画创作不仅要满足室内空间的装饰需求，更要展现当代中国的艺术风采和文化魅力。壁画的创作与制作团队平均年龄仅为38岁，他们通过辛勤的工作、忘我的劳动和高超的技艺，创造出中国壁画事业的高峰之作。
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竣工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部门及文学艺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关注。诸多领导人和艺术家纷纷前来参观，对壁画的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文联副主席周扬在文代会上的报告中也对首都机场壁画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其为我国建筑壁画开创了新途径，具有鲜明的艺术成果及创作经验。
随着时代的变迁，祖国大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苏醒，亿万人民共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艺术的春天。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应运而生，成为美术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创作不仅标志着美术创作方法的多样性转型，更是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观念的深刻反思。
回顾过去的文艺界，曾一度简单地将艺术的功能理解为仅为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服务。这种倾向导致文艺创作题材和方法的狭窄，限制了艺术的自由发展。周扬在参观首都机场壁画后，坚定地认为艺术应该多样化，不应局限于为政治服务。他强调，机场壁画所展现的祖国山河、历史传说、民间风俗等，不仅给人们带来向上的精神和美的享受，更是发挥了艺术的政治和教育功能。
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的成功，不仅在美术创作实践中全面正确地理解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更为文艺的教育作用、社会作用以及创作的多样风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一创作极大地推动了美术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文艺创作回归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
在创作过程中，张仃与祝大年、袁运甫等教授及作者们认真讨论和研究，对壁画材料制作、形式与风格的确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五十多件壁画和美术作品，如同雄浑壮丽的交响乐，既要求各章节旋律、乐音丰富多彩，又需全曲主调明确而统一。张仃作为总指挥和总工程师，展现了他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型公共建筑室内壁画陈设装饰绘画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北京修建了十大建筑并创作了众多壁画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性创作。它们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写实手法，成为公共建筑中的公共艺术经典，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及其背后的讨论与探索，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文艺的价值、功能以及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深远意义。这一创作不仅是美术界的里程碑，更是整个文艺界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它们提醒我们，艺术应该超越政治口号的束缚，展现多样性并发挥其独特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功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文艺界涌动着一股多样化的创作思潮。特别是在首都国际机场这一对外开放的窗口，张仃先生凭借其独到的艺术视角，考虑到了新时代的背景和机场的特殊功能。他没有沿袭和国家博物馆的重大题材，而是充分发挥中央工艺美院在装饰绘画和工艺美术制作方面的优势，选择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民间艺术、山水风景、民俗民风以及科学成果等多样化的题材。
张仃先生的创作思想深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同时他也在青少年时期接触过毕加索的艺术，并在南京和上海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些多元的经历使他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具有多元倾向。他的作品不仅重视现实主义，也融入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手法，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重要公共建筑中的壁画主要是油画和国画，内容以重大历史题材为主，发挥了独特的政治教育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心工作的变化，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需要适应更广泛的观众观赏要求。张仃先生在这一背景下，选择了民族文化、风景和民俗等题材，使其能够适应国内国际旅行者的接受需求。这一决策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壁画艺术发展的必然。
首都机场的壁画和美术作品共计58件，其中包括表现中国历史文化神话传说的内容，如《哪吒闹海》；表现少数民族题材和民俗题材的，如《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表现自然风光山水花鸟的，如《森林之歌》；以及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如《祖国各地》等。还有众多著名书画艺术家的作品，如钱松喦的《山水》、唐云的《芭蕉麻雀》等。这些作品展示了新时期美术创作的繁荣景象，并涉及了多种创作方法。
张仃先生在首都机场壁画创作中的决策，为中国的艺术界带来了新风，是艺术界思想解放的先声。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其多元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为中国壁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首都机场的壁画和美术作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视觉体验，也展示了中国艺术的魅力。首都机场壁画工程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其题材广泛，创作方法多样，表现手段丰富，所使用的材料也是多彩多姿，震撼了中国艺坛，为当代多元化艺术风格的开启铺设了基石。
在这项壁画工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件引发广泛争议的作品。第一件是袁运生的丙烯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中的傣族姑娘泼水节后沐浴的情节中出现了几位裸体女子沐浴的画面，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众多领导，包括胡乔木、黄镇、周扬等，都对此表示支持，邓小平同志也表态“我看可以呀”，这才使这一形象得以保留。虽然最终被遮盖了若干年，但这部作品所体现出的对艺术领域思想解放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另一件引发争议的作品是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这部作品采用想象、夸张变形和抽象的手法表现科技题材，也是美术创作中开辟表现科技新题材的一次尝试。这一作品最终也通过了争议，预示着改革开放时期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艺术领域的创新趋势。
首都机场壁画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还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如日本评论家桑原住雄参观后专门写文章表示，这是他感受到的“比在日本所想象到的还要强烈得多的一股活力”。这一壁画工程实现了从单一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向多元化创作观念与方法的转换，其艺术价值极高，对当代美术史具有里程碑意义。
深入分析首都机场壁画的艺术成就，我们发现其背后是一支实力强大、充满朝气的创作队伍的努力。张侃等著名艺术家们的领导与参与，使得这一壁画工程在创作题材与表现形式上都经过了长期思考与实践，展现了深厚的学术积累。从中央工艺美院的成立开始，就重视工艺美术和装饰艺术，这一壁画工程也是这一教学理念的具体实践。张侃等艺术家对壁画这种形式及其功能的思考也是这一工程成功的重要因素。
首都机场壁画工程是美术创作上的一次大飞跃，其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与其极高的艺术价值密不可分。这一工程启示我们，艺术创作需要大胆创新，需要关注社会现实与科技发展，需要多元化的创作观念与方法。艺术家的学术积累与实践经验也是艺术创作成功的关键因素。作为中国艺术界的巨匠，张仃先生无疑是一位拥有丰富艺术与设计经验的百科全书式艺术家。他在造型艺术领域的各个分支，包括漫画、木刻、年画、宣传画、国画、壁画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不仅曾在延安聆听过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还多次出国担任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并与艺术大师毕加索有过深入的交流。这些丰富的经历使得他在艺术视野上宽广，拥有卓越的设计与实践能力。
张仃先生作为机场壁画项目的总指挥，以其广博的艺术知识和实践经验，确保了这一艺术工程的卓越完成。机场壁画作为艺术价值与文化意义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民间文化与现代形式的完美结合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是当代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宝贵资源。张仃先生深谙此道，他将我国传统文化、民族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形式完美结合，通过机场壁画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他创作的15米×3.4米的大型重彩壁画《哪吒闹海》便是这一理念的杰出代表。
《哪吒闹海》的故事源于民间神话传说，深受民间大众喜爱。张仃先生在创作这幅壁画时，强调了民族特色，广泛参考历史资料，包括敦煌、永乐宫的壁画，民间版画，年画等。壁画的创作过程并非仓促而为，而是基于他参与电影美术片《哪吒闹海》设计的深入思考、资料与形象设计。壁画的形象设计按照平面造型艺术规律重新创作，具有坚实的创作基础。
张仃先生在教学和创作设计工作中一直提倡民族、民间两个概念，倡导建立工艺美术中的中国学派。他将壁画《哪吒闹海》作为以工笔重彩表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尝试，借鉴民间年画，运用工笔画中线条造型，创造神话中想象世界仙境中的宫殿、翻卷的海水、凶恶的龙王、善良的民众等形象。壁画的构图新颖，色彩纯净而古朴，画面形式将传统重彩和现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二、重视民族、民间题材
张仃先生在规划机场壁画的题材内容时，对民族、民间题材给予高度重视。除了《哪吒闹海》，还有范曾的《屈子行吟》、李兴邦的贝雕画《花木兰》、王晓强的贝雕画《穆桂英》以及李化吉和权正环合作的丙烯画《白蛇传》等作品，这些作品都以独特的形式展示了中国历史人物形象和传说故事，增强了观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
三、展示少数民族风采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大国，机场壁画中也有多幅表现少数民族生活、风俗及舞蹈方面的作品。如袁运生的巨型丙烯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表现了傣族人民泼水节的风俗；朱军山等人的贝雕画《傣家风光》呈现了傣族的自然美景和生活风采；叶浅予的水墨画《藏族舞蹈》则表现了藏族青年男女的欢快场景。这些作品展示了少数民族的当代风采和风俗特点。
张仃先生的卓越才华和深厚艺术造诣使得机场壁画成为艺术与文化的完美结合，为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艺术魅力。我国的民间艺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造力，这一点在张国藩的陶板壁画《民间舞蹈》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幅壁画充满了运动感和生命活力，通过描绘民间的狮舞、龙舞和红绸舞，将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形式完美融合。其中的狮舞和龙舞形象借鉴了民间布塑和剪纸的造型特点，既发挥了线条的韵律作用，又强调了色彩块面的组合，呈现出现代艺术中的抽象块面和立体主义的几何造型效果。
机场壁画中的民族民间题材作品，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将神话内容、历史人物、巾帼英雄以及当代民族民间生活风俗与艺术以现代的形式表现出来，强化了民族民间艺术的风格特点。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还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民族文化，正如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所称赞的那样，这些作品对于宣扬我国伟大国家的文明具有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机场壁画也体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术传统，即将绘画等纯艺术与工艺美术应用艺术相结合。这一学术思想在机场壁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陶刻、瓷绘、磨漆、贝雕、玻璃、丙烯等材料的加工都融入其中。壁画的创作需要平面的视觉艺术遵循绘画的造型规律，同时也需要特殊的工艺技术，必须使绘画性、工艺、材料、科技因素等完美结合才能创造出一幅优秀的壁画作品。
机场壁画中的代表作之一，是袁运甫的丙烯壁画《巴山蜀水》。这幅宽20米、高3.4米的巨幅作品描绘了长江、重庆、嘉陵江、三峡等地的绮丽风光，气势磅礴。袁运甫将绘画性与工艺装饰性特别是色彩的装饰性结合起来，使该画成为机场壁画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另一幅重要作品是祝大年的瓷砖壁画《森林之歌》，这幅作品也是绘画与陶瓷工艺及科技结合的成功的典范。
肖惠祥的陶板壁画《科学的春天》与张国藩的《民间舞蹈》展现了绘画与陶瓷工艺的完美交融。青岛贝雕厂工艺家倾注心血完成的贝雕画《傣家风光》与《花木兰》，每一幅都蕴含着匠心独运的艺术之美。北京市昌平区七一制镜厂的玻璃画《北国风光》《祖国各地》更是将玻璃工艺与绘画艺术相结合，呈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乔十光与漆艺大师们共同创作的漆画《万泉河》《长城》《苏州水乡》等，展示了漆艺与绘画的交融之美。这些作品是美术家与工艺家倾心交流、互相启发的结晶，凝聚了无数工艺师和工人的智慧与汗水。
以大型瓷板壁画《森林之歌》为例，江西省陶瓷工艺公司、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研究所及各大瓷厂的工艺家们组成壁画创作组，其中不乏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陶瓷工艺大师。年逾花甲的祝大年教授和年近古稀的陶艺老人章鉴也参与了创作。他们反复研究，将壁画稿本放大绘制，经历颜料配制、烧炼等工序。24位制作人员按照画面内容分组，进行穿插绘制，最终由烧制出的3000块瓷砖拼镶而成。这是一幅美术与工艺结合的佳作，体现了艺术家与工艺家的紧密合作。
机场壁画成为绘画与工艺美术结合的典范，展现了美术家与陶瓷厂、贝雕厂、玻璃厂工艺家密切合作的成果。这种合作不仅帮助画家完成壁画制作，还提高了工厂的艺术水平，传承了工艺家的手工传统与现代技艺。机场壁画创作设计和纯绘画有着显著的不同，必须考虑壁画和建筑环境的关系，使壁画作品与建筑环境相协调。
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作品充分展示了壁画与建筑环境的完美结合。贵宾室与餐厅的壁画主题丰富多样，包括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民间艺术和少数民族风情等，向国内外宾客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例如，《哪吒闹海》展现了神话中的英雄哪吒，《巴山蜀水》则让人领略长江的风采和三峡的雄浑。机场壁画不仅是室内空间的装饰，更是文化的载体和审美的享受，开创了新中国壁画与建筑结合的典范之作。袁运甫特别强调了壁画与建筑的关系，认为壁画应当是建筑的有机部分，并提倡壁画家要关注现代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的变化与发展。这些壁画作品不仅美观大方，而且富有文化内涵，体现了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和深厚功底。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公共艺术的光辉。张仃等艺术家们以卓越的才华，开创了壁画与建筑空间完美融合的新篇章。胡乔木参观后，赞誉有加，并提出在公共建筑中融入雕塑的建议，使环境更加丰富多彩。周扬也在相应场合表达了类似观点。
谷牧副总理和文化部黄镇部长更是力挺张仃提议成立的中国建筑壁画协会，并强调吸收建筑家参与的重要性。他们的远见卓识促使壁画工厂的建立，推动壁画作品走向世界，衍生品如诗如画，传遍四海。
机场壁画不仅是我国新时期壁画发展的助推器，更预示着中国壁画春天的到来。历史上，中国的壁画多以佛教道教及帝王将相为主题，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呼唤新的内容与形式。张仃等艺术家以机场候机厅为画布，绘制出“壁画之廊”，令人叹为观止。正如《工人日报》报道，这些壁画汇聚了多种风格流派，使得候机楼宛如艺术殿堂。首都机场壁画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张名片，更是艺术欣赏的“最高贵的礼品”。
首都机场壁画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时代的春雷，为中国文艺发展带来启示。它标志着中国壁画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将永载中国当代美术史册。这一创举在国际机场中独一无二，为中外旅客提供了艺术欣赏的盛宴。
陈池瑜教授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对本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的作品和观点为本文增添了学术的严谨性和艺术的生动性。本文原载于《美术大观》，展现了作者对首都机场壁画深入的理解和独到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