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禁欲运动达到顶点时明代竟也开始流行同性恋

当禁欲之风达到极致，士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情感出口，于是男风再次在社会中盛行。

《少林十条戒约》中的一条引人注目：“女色男风，犯之必遭天谴，亦为佛门所难容。”这充分表明了男风在当时社会的兴盛程度，以至于被纳入了佛门的戒律之中。

回溯到明代，男风的普及程度令人震惊。据徐充的《暖姝由笔》记载，明正德年间，男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士人们作为社会风气和潮流的引领者，他们的爱好和倾向往往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影响力。大量的文学作品细致地描绘了男风的生活，这表明男风已经回归到了魏晋之前的常态，被公众所接受。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明代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儒家礼教之上，官方甚至发起了禁欲运动。当禁欲达到顶峰时，士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情感宣泄途径。男风之所以重新兴起，是因为它不会造成生儿育女、扰乱宗族家庭秩序的后果。

明代的笔记中常常提到，除了妻妾之外，士人们还会在家中配有年轻俊美的书童。他们将与妻妾的性生活称为“内交”，而与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则称为“外交”。《五杂俎》中提到的一些情况，解释了男宠之所以日益盛行的原因。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明人对房中术性养生的热衷。古代性学理论的核心是“采阴补阳”学说，而男子同性在明人看来可以纵情肆意，因为所丧失的阳气会从对方体内得到补偿。

男风之盛行无疑促进了男妓行业的发展。到了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美妓娈童相互竞艳，以赢得贵客的青睐为荣。娈童之名多冠以“少”字，他们常常在贵客之间微行其间。

小说家天然痴叟在《石点头》中对当时的男风描绘得尤为生动。他笑称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将男性当作女性一般交欢淫乐，意乱情迷。虽然这样描述似乎异乎寻常，但男道自古有之。

“翰林风月”：一场跨越南北的奇特风尚之旅

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读书人的世界被称为“翰林风月”。各地的方言为这个话题赋予了独特的色彩。从北边的“炒茹茹”，到南方的“打蓬蓬”，再到徽州的“塌豆腐”，江西的“铸火盆”，宁波的“善善”，龙游的“弄若葱”，慈溪的“戏虾蟆”，苏州的“竭先生”，每一处乡语都诉说着这个主题的独特魅力。尽管措辞各异，但背后的情感与景象却是一致的。

福建，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更是将这一风尚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里的民家孩子，若是生得清秀，十二三岁便有人下聘。漳州的法律诉讼中，十起案件竟有九起与有关，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明朝的海运贸易以福建为中心，船只远航至菲律宾、日本等地。由于路途遥远，船上禁忌尤多，特别是不能有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喜欢男色的风气逐渐兴起。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中详细描述了这一风尚。

在这股男风之下，福建人对于男色的喜爱已经超越了道德的界限。他们甚至用男宠代替女性，以避海盗船上的不祥之兆。时日推移，这种风气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阶层，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年纪大的被称为“契兄”，年纪小的则是“契弟”。他们的关系真挚，常常如夫妻般生活在一起，甚至到了而立之年也未分开。

福建的男风已经完全契约化，得到了道德、法律、风俗等各方面的认可，甚至建立了被家族接纳的稳固家庭。这种风气很快传遍了江南，染及整个中原。甚至连囚徒戍卒都不能幸免。一个人若在牢中久坐，只要条件允许，就会有人为他寻觅男色，买通狱卒送入牢中，同吃同住。

谢肇在《五杂俎》中提到：“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从吴越到燕云，无人不知这种喜好。京城中的“小唱”专为缙绅酒席服务，官妓被禁后，他们便应运而生。初时多为宁波人，后来则半数来自临清。南北小唱各有特色，但佳者寥寥。若有出类拔萃者，则缙绅们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这种现象无疑也令人哭笑不得。而那些外出的官员，也会用男色代替便辟，甚至有些官员被其迷惑，形诸白简。在魅力方面，南北之地或许无法与东南相比。

这一奇特的风尚，不仅是福建的文化现象，更是中国大地上一种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表达。它反映了人们对情感、道德、法律等多方面问题的独特看法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