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王爷们怎么“创收”？多生孩子能多领俸

明皇族的人口增长：从山西庆成王到整个大明王朝

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抚杨澄向皇帝禀报了一则令人瞩目的消息。庆成王朱钟镒再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至当年八月，他已孕育了94名子女。这一消息引发了皇帝朱佑樘的深思。那些王爷们是否真的能准确记得自己的子女们呢？这似乎成了一个谜。而这背后的现象实则揭示了一个明代中叶以来众多王府所面临的难题。

庆成王的子孙们似乎继承了他们的父亲的生殖能力。例如，庆成王的长子的儿女数量后来也达到了惊人的七十人。至该年，他的直系后代总数已经达到七百多人，整个王府中，“正牌主子”的人数超过千人。这样的规模已经超出了庆成王的记忆范围，他需要依靠编号统计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家族。这样的尴尬场景并不只是庆成王府独有的现象，而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朱元璋建国之初。当时，他分封子孙于各地，最初的亲郡王和将军只有四十九位。经过一二百年后，这些王爷的后代数量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以山西为例，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一千八百多位。而这样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明朝皇族的繁衍速度令人震惊。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当代人口史学者的推算结果更是惊人，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

与清朝相比，明朝皇族的繁衍速度更是空前绝后。尽管爱新觉罗氏从源头算起比明王朝多了数倍，但到清朝末年，其成员数量仍然远不及明朝末年朱元璋子孙的数量。各地长官开始发现，本省的财政收入已经无法供养如此庞大的皇族群体。这种急剧的人口膨胀背后的原因是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为了确保子孙们的生活幸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皇族的待遇丰厚无比，皇子封为亲王后的俸禄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进一步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所有消费由国家承担。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

这种政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朱元璋的皇族政策中的漏洞导致明朝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亲王们失去了许多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为了增加收入选择了一个唯一的途径——多生孩子。因为多生的孩子越多，国家按等级多发的俸禄也就越多。于是，“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成为了他们努力的目标。

这种人口膨胀现象不仅给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得皇族内部的管理变得极为困难。为了控制亲王们的行动，防止他们联合起来作乱，后代皇帝甚至规定亲王们终生不能相互见面。在这种环境下，各地王爷们的生活变得如同高级囚徒一般。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朱元璋对子孙的深厚情感和其独特的皇族政策。在古代中国，王朝中最为显赫的职位莫过于将军。一位生下一镇国将军的贵族，便得禄千石，足以让人垂涎。若是生育的数量达到十位将军之多，那所得的禄万石更是让人心生向往。如此丰厚的利禄，使得皇族们为之狂热，纷纷广纳妾媵，以期求得百位男儿。这就是那个时代最为独特的景象。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就如同水流自然向下，无法阻挡。在明朝中后期，这种趋势愈发明显。各地的王爷们开始了一场激烈的生殖竞赛。他们争分夺秒地在床上播撒生命的种子，为了增加生育的几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招纳妻妾，甚至强抢民女。

这场生殖竞赛不仅仅是为了争夺利禄，更是为了家族的荣耀和地位。在那个时候，生育成为了皇族们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他们的努力也带来了显著的效果，明代的皇族人口数量庞大，为王朝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场床笫战争虽然看似荒诞，但却是那个时代历史背景的生动写照。它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于生育的重视，也揭示了人性的贪婪和欲望。尽管时光流转，但这段历史依然被后人铭记，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