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包庇通奸犯内幕：包青天为何包庇章惇通

在安徽的天长县，包公历经三年的县长生涯后，被提升并派往广东肇庆担任市长。肇庆以其端砚闻名，过往的官员常常满载而归，将其作为赠送给亲朋好友及朝廷官员的礼物。包公却是个例外。他在肇庆任职三年，未曾带走一方砚台，正如徐志摩的诗中所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回到京城后，包公一路高升，朝廷赋予他更多的重任。他先后担任“权三司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职位相当于财政部和监察部的司长。不久，他又升任“三司户部判官”，并出任“京东转运使”和“陕西转运使”，这是北宋时期省级行政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现代的省长或省委书记。之后，他又回到京城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职位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

当包公五十八岁时，他以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的身份，在当时的京城开封担任一把手，即戏曲和影视作品中所述的“包公倒坐南衙开封府”。尽管包公戏中给人一种他在开封府任职多年的印象，但事实上，他在开封府仅任职一年，随后被调回中央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如御史中丞、三司使和枢密副使，分别相当于监察部、财政部和国防部的重要职位。

无论在哪个岗位，包公都是一位清廉、刚正、得民心的好干部。在开封府任职时，他还进行了一些司法改革，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让百姓能够直接向包公呈递诉状，无需经过书吏和副职的干预。

包公并非完全无私无情、判案时完全一视同仁。有两起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是章惇通奸案，章惇未做官时寄居在开封，与长辈的小妾私通被人撞破，逃跑时踩伤老太太。被踩伤的老太太告状至开封府，包公却未对章惇的通奸行为做出定罪，只是让他赔偿一些钱私了。私通长辈之妻妾属于“十恶不赦”，但包公似乎对此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

另一案例是县民案。包公的下属王尚恭担任县长时，有百姓进京控诉其徇私害民。但包公似乎对这些控诉并不理会，甚至将的百姓赶出府门。这两起案例表明，包公并非永远“清如水、明如镜”，有时也会有犯浑的时候。

宋朝的皇帝大多支持百姓，对县官的不当行为提供申诉途径。但包公在这两起案例中的表现，似乎体现了那个时代法律有时小于情理的原则，对下属的包庇也是情理之一。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认包公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好官，他的事迹仍被广泛传颂，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一直以来，有关包公的公正无私形象似乎有所误解。有些人误以为包公不会受理的申诉，甚至认为他有时徇私枉法。真正的包公，是一位不贪财、不恋权、不怕打击报复的清官。他活着的时候深受百姓爱戴，尽管无人能绝对完美，他也会犯错，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公正。事实上，包公在处理事务时展现出的灵活性，使得他在处理复杂案件时更显智慧。与海瑞的过分刚直相比，包公更懂得因时因事而变通的道理。这种灵活并不意味着不公正，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而采取的策略。

再来看《水浒》中的王进，他是书中第一个出场的好汉，武艺高强，曾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但因父亲曾得罪高太尉，他自身也遭受了牵连。书中对王进的描写充满悲壮色彩，他身怀绝技，却报国无门，只能投奔他乡。他与老母相依为命，空有一身武艺却无处施展。

高太尉新官上任后，对王进的态度更是让人感叹。高太尉对王进的责罚和责骂充满了小人得志的味道。尽管王进武艺高强，但面对高太尉的责难，他只能低头认错。高太尉的言行让人感叹小人当道，忠良受害。这也反映出当时大宋朝的朝纲混乱，小人作祟。高太尉的行为与国之重臣的形象相去甚远，更像一个流氓嘴脸的市井小人在国家核心位置胡作非为。这样的现象怎能不让人心生寒意？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曾指出：“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高俅一出场便展现出的流氓嘴脸让人气恼。他的行为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不公，也突显了忠良被排挤、小人当道的现实。这样的描写不仅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和矛盾。通过高俅和王进等角色的对比和冲突，作品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多元性，使得故事更加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