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子出嫁需高额嫁妆：嫁女比娶妇更花钱

随着时代的变迁，嫁妆的筹备逐渐成为女儿出嫁前的重要议题。在公元十一世纪中期，嫁女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娶妻，成为了一种社会趋势。

在这一时期，嫁妆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以至于在一些家庭中，为女儿筹备嫁妆需要借贷。一些家族甚至为嫁女预留出特定的资金。例如，在义庄的支出规则中，为嫁女的费用被专门划拨出30贯钱，而儿子娶妻的费用则为20贯钱。这种趋势使得嫁妆的数额不断攀升，甚至有的家庭不得不借债来为女儿筹备嫁妆。

随着嫁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们在选择新娘时开始更多地关注嫁妆的厚薄，而非对方的家庭地位。这种社会风气不仅存在于高官贵族之中，也逐渐在普通人家中流传开来。司马光和蔡襄等人都对这种风气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过分追求嫁妆会导致婚姻的商业化，忽视了婚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嫁妆成为了衡量新娘价值的一种标准。一些贪婪的舅姑会因此虐待新娘，迫使新娘的家人增加嫁妆的数额。而那些疼爱女儿的父母也会因此陷入困境，不得不竭尽全力为女儿筹备丰厚的嫁妆，以取悦未来的舅姑。这种做法只会助长贪婪之人的欲望，一旦嫁妆耗尽，他们可能会变本加厉地压榨新娘及其家人。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嫁妆甚至会引起道德败坏。如果婚姻只是追求富贵，那么新娘很可能会轻视自己的丈夫和舅姑。司马光鼓励那些有丈夫气概的人不要仅仅依赖妻财来致富或升迁。他认为，这样的婚姻缺乏真正的爱情和尊重。

一个世纪后，人们对嫁妆的批评并未减少。袁采指出，如果家庭没有在女儿年幼时为她筹备嫁资，那么到了成年时，他们可能会被迫卖掉田庐来筹备嫁妆。甚至媒人也会夸大女方的嫁资来引起男方家庭的注意。显然，按照嫁妆的多少来选择新娘已经变得十分普遍。

这种风气并不限于富家或官宦之家。蔡襄的文告针对的是普通的家庭。甚至在一些贫穷的家庭中，十四五岁的女孩已经开始为赚取嫁资而工作。判官对于父母即使没有财产和功名也会为女儿提供一块土地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并不会感到惊讶。

一些官员对于嫁妆的花费过大感到担忧，甚至有的姑娘因为负担不起过高的嫁资而无法结婚。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因为无法承担嫁资而杀害女婴的悲剧。嫁妆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压力，对许多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侯可，这位在四川担任县令的智者，在公元1007年至1079年的某一天，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许多如花似玉的姑娘，因高昂的嫁妆而迟迟未能出嫁。原来，这里的婚嫁习俗中，男方在娶妻时，必须要向女方索要丰厚的嫁妆。侯可深思熟虑后，制定了一个策略：根据家庭财产设定合理的嫁妆指标，对于超出标准的家庭，将施以一定的处罚。不出一年，那些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便纷纷找到了如意郎君。

与此孙觉在福建福州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他果断下令，规定嫁妆不得超过100贯。这个明智的决策，立刻催生了数百桩美好的姻缘。

嫁妆费用的增加，不仅仅是士人阶层追求美好婚姻的副产品，它在其他社会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通过给予女方丰厚的聘礼，男方可以吸引带着高额嫁妆的姑娘加入自己的家庭。尽管新郎的父亲在儿媳的嫁妆上没有控制权，甚至在儿子使用这些嫁妆之前，需要得到妻子的允许，但这些嫁妆最终会传给孙女。对于那些需要将家产分割给多个儿子的家长来说，这样的传承方式无疑增加了他们与儿媳、孙儿之间的紧密联系。

家长们对女儿的嫁妆投资乐此不疲，因为财产因素的加入使姻亲关系更为牢固。当新娘的父母花费巨资将女儿嫁出去后，他们可以从女儿、女婿和外孙子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袁采也建议富裕的家庭应该给女儿提供一份嫁妆，因为这样可以在将来遇到不肖之子时，投靠女儿，甚至依赖女儿来完成送葬和祭祖等重要的家庭事务。

嫁妆不仅为新娘的父系之家带来了实惠的利益，同时也加强了与姻亲之间的联系纽带。这种联系纽带在长期的时间里，成为了双方的共同财产。就像分家后的兄弟可以共同继承墓地和祠堂，从而相互牵制一样，姻亲之间也可以通过分享嫁妆所带来的共同利益来维系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交流，更是一种情感上的交融，使两个家庭在婚嫁的喜悦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