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如果寡妇想改嫁到底有多难？

在历史的进程中，关于妇女改嫁的问题，并没有在宋代形成像明清时期那样强制的社会风气。虽然理学家们有着一套关于道德和的理论，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理论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出自程颐的《河南遗书》。从字面意思上看，程颐似乎对妇女改嫁持严格的态度。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程颐自己家族的侄媳改嫁并未受到他的阻止。他强调的更多的是人的尊严，尤其是妇女的尊严，他认为妇女改嫁不应该仅仅为了温饱而失去节操。这里的“节”，指的是传统的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程颐的话并不仅仅针对妇女。他的道德角度认为，男人娶寡妇为妻也是一种失节行为。他更深层次的意图是继承并弘扬传统的思想观念，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重点是强调道德自律，而非严格区分男女界限。

第一个曲解程颐意思的，是朱熹。在程颐去世近70年后，朱熹写信给友人陈师中，讨论其妹妹的改嫁问题。朱熹在信中强调“柏舟之节”，即希望妇女在丈夫去世后能够坚守节操。尽管朱熹如此卖力地劝说，现实生活中的妇女改嫁问题并没有因为他的劝说而有所改变。朱熹所记载的陈俊卿的女儿，在丈夫去世后依然选择了改嫁。

由此可见，尽管理学家们有着一套完整的道德理论，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理论的影响力有限。宋代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像明清时期那样强制要求妇女守节。这一现象在《道学传》中也有所体现：“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也就是说，尽管理学在宋代很盛行，但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并不完全按照这些理论行事。

回到朱熹的信中，虽然他不遗余力地劝说陈氏家族让其女守节，但现实是人情世故远比理论复杂。孀妇改嫁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理学家们的劝说并没有形成强制的社会风气。朱熹的劝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书生的迂阔之谈。而陈氏女的改嫁速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快的。这一切都表明，宋代社会对妇女改嫁问题的态度是开放的，并没有像后来的明清时代那样严格限制。

宋代的社会风气对妇女改嫁的接纳程度较高，理学家的道德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形成强制性的影响。这种现象可能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人文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观念和风俗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谈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观念的深远影响，我们不得不提及清初方苞在《岩镇女妇贞节传序》中的深刻见解。从历史记载来看，无论是正史还是天下郡县志，妇女坚守节操、舍生取义的事例，在秦、周前已经屈指可数。到了汉、唐时期，虽然也有零星记载，但数量依然寥寥。自北宋以降，这种现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程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深入人心，广为传播。自此之后，男子往往以妇人失节为羞，甚至憎恶轻视她们。妇女自身也因此而矜持奋发。

这一观念的普及和深入人心，实际上并非源于程子一人的影响力。这一思想在宋朝并未引起广泛重视，直到被一些文士作为仕途的敲门砖而大力鼓吹，才逐渐形成了大明王朝各地贞节牌坊遍地开花的景象。我们是否应该将所有责任归咎于程子呢？我认为并不应该。哲学家可以提出各种思想，而这些思想的合理与否，完全取决于后世是否采纳并推行，以及推行后的实际效果。

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其中有许多超前和奇特的想法，但这并不妨碍其伟大，也不妨碍它作为一部哲学名著流传百世。我们为何要对待自家老祖宗的观念如此菲薄呢？其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观念的形成和推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时代。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中去理解和评价这一观念。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性，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和传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精髓，也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