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事件后，胡适为何没与蒋介石公开

尽管雷震一案给胡适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但他并没有因此与蒋介石公开决裂。相反，他依然怀揣着望七之年回到北大的梦想，并将之寄托于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虽然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但最终未能如愿，胡适的回归梦想也随之破灭。

胡适在美国寓居期间，曾两次回到台湾，每次都受到了当局的高规格接待。第一次回台时，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并邀请他陪同检阅部队。此时胡适对反攻大陆充满信心，对蒋氏父子以及其他政要与党国元老如陈诚、朱家骅等都积极交流复国的理念。他在台湾逗留了两个月后，前往日本转飞美国。

第二次回台湾时，胡适更是被推上了伪“国民大会”的舞台。他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对蒋介石和陈诚连任表示坚决支持。不久之后，蒋介石聘请胡适担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适曾设想在台北南港建一所小房子，利用“中央研究院”的丰富图书资源完成他的学术著作。蒋介石得知后表示愿意用他的书版税所得为胡适盖房，但真正让胡适感到烦心的是他卷入了“自由”事件。

胡适在台湾的日子并非都是风平浪静。尽管他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但他也遭遇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自由”事件。尽管如此，胡适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希望通过学术界的努力为国家做出贡献。台湾当局为他在南港建造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但环境幽静，适合他读书做学问。在那里，他可以暂时忘记外界的纷扰，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自由》杂志，无疑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声平台，它传递的是这一群体的共同愿景，宣扬的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胡适，作为这一群体的核心与灵魂，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当他为刊物定下宗旨并担任发行人时，这一切似乎水到渠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主动让出了这一职务，选择了让他的好友雷震来接任。

雷震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立场坚定且明确，同时他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怀有深深的崇拜。他们坚信，之所以在大陆的“”事业遭遇挫折，关键原因在于未能实现美国式的民主。雷震对于时政的批评尖锐且深刻，他主张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实行党政分开和军队国家化，开放言论自由。这些主张无疑触动了蒋介石的敏感点。1960年，雷震因《自由》杂志的事被台湾当局逮捕，并被判刑。

胡适，尽管身在异国，但雷震的遭遇无疑也给他带来了压力。当时他正在美国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雷案宣判后，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胡适陷入了困境。他心中充满了对雷震的冤屈，并努力营救，但无果。这使他一度心情极度郁闷。

回到台北后，他不得不面对与蒋介石的会面。尽管他并不想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仍然打算与之“相忍为国”，但他仍然为雷震鸣冤叫屈。他向蒋介石讲述了雷震的遭遇和整个事件的后果，指出当局的处理方式已经在岛内外产生了不良影响，舆论普遍认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蒋介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并知晓此案会在国外产生不利影响。但他也强调，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必须依照法律办事。胡适对此表示理解，但同时也表达了对雷案司法审判的担忧。

这场对话中，蒋介石和胡适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他们的情感交流和碰撞。胡适再次表达了他对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并借此机会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政治和组党的建议。这场对话虽然充满争议和冲突，但也透露出两位重要人物在历史大势下的无奈和迷茫。胡适心中的梦想——回到北大任教——寄托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上，但最终化为泡影。而蒋介石虽然表面满意胡适的回答并缓和了气氛，但在面对复杂的政治现实时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历史的发展并非一人之力可以扭转乾坤。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亲自祭吊并盛赞他的贡献与成就足以证明两人间的尊重与友谊超越政治分歧同时也展现了政治风云下个人命运的不可预测性最终胡适的愿望并未实现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断演绎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