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为什么放弃1949年收复香港计划？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马世诚才从他的上级张实杰那里得知，曾经一度停滞不前的行军背后的真正原因。在解放后的日子里，部队的老战士们重新聚在一起，张将军才透露了当年的决策内幕。原来是潘汉年和廖承志两位先生向中央提出了建议，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美国执行杜勒斯封锁政策的情况下，上海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果此时再收回香港，那么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可能会被封闭。新生的共和国急需军事物资和外汇收入，因此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内地开辟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

在建国后，广州成为了重要的贸易枢纽。对外贸易主要分两大块：一块是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以重工业贸易为主；另一块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尽管对苏联的贸易能够带来一些外汇收入，但更重要的创汇渠道是通过广州这个口岸，出品土特产和食品等，这些产品的数量庞大，虽然单件价值不高，但外汇收入却十分可观。当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而这些外汇几乎全部经由广州。

广州解放入城式前夕，马世诚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南进，但在行进过程中突然接到新命令，军队不得继续前进。这一决策背后的原因便是潘汉年和廖承志的预见：如果军队进驻香港，可能会使香港成为美国的封锁重点，从而导致唯一的贸易通道受阻。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后来被证明是准确的。

当时广州的民间资本急于逃离国内，通过广州经香港流向境外。上海、江浙一带的官僚资本和市场游资大量南流，形成了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和三角套汇关系。解放后，这个通道的价值被新政权再度利用起来。为了充分利用这一通道，在香港成立了华润公司和五分行等重要贸易代理公司。这些公司的首要任务就是创收外汇，通过出口换取进口所需物资。其中华润公司更是秘密成立运输公司，将物资秘密运往澳门再转运内地，为内地开辟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这些措施不仅使内地与国际贸易得以保持联系，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企业的支持达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吕健行指出：“即使在非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华润这样的国有企业在贸易领域的优势显而易见。每个季度，他们都会做出收支表，一旦超支过多，会出面平账。这种成本优势和国有公司的信誉，使得许多贸易老字号难以与之竞争，只能选择合作。一些商人因无法承受这种压力而选择退出。”

广东作为贸易通道的畅通，不仅得益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更得益于执政者高效的货源组织和物价确定能力。在广州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其他城市而言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历史上有这样一段壮烈的记忆：在崖山，丞相陆秀夫抱着少帝赵昺面对无法挽回的败局，为了捍卫皇帝的尊严和民族的荣誉，选择了跳海殉国。十万军民紧随其后，一同赴死。这场崖门海战，使宋朝彻底覆灭，蒙元统治了华夏。

当时的场景是怎样的呢？崖山位于现在的广东江门市新会区，丞相陆秀夫和张世杰带着少帝赵昺逃到此处。宋军拥有二十万的兵力，各类船只两千余艘，而元军则带着三十万的兵力和数百艘战船前来追击。战斗初期，宋军采取了防火的策略，但在元军改变战术、围困宋军后，宋军陷入了困境。经过激烈的战斗，张世杰决定打开缺口以摆脱困境，但未能成功。最终，元军从四个方向发起突袭，使宋军阵脚大乱。张世杰突围而去，因飓风毁船而溺水身亡。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十余万军民纷纷跟随，壮烈殉国。

崖门海战之后的一天，海上浮尸十万。陆秀夫的尸体被百姓安葬，而小皇帝赵昺的尸体则被元军找到并埋葬在广东深圳赤湾村里。宋朝覆灭后，蒙元根据民族等级将华夏人分为四个等级。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宋朝的命运，更改变了华夏历史的走向。学术界虽然声称没有发现元朝将国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这场战役所带来的民族耻辱和影响却是无法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