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的制度是怎样的？

帝陵的制度：李唐王朝陵寝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贞观九年，太上皇驾崩，政坛传来震撼消息。对于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的陵寝制度，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身为儿子的李世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为父皇建立陵寝，确立何种标准，他必须创立制度，为后世子孙树立模板。

李渊生前并未为自己营建陵寝，他对“死”字极为忌讳。在父亲去世后，李世民必须面对后事安排的问题。在发布的《遗诰》中，李渊提出了“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的要求。面对父亲的遗愿，李世民决定借鉴前朝的经验，尤其是汉代的规则。

身为大唐的第一任皇帝，李世民想要展现自己的孝心，陵寝工程的投入越大，越能显示其孝心。于是，陵寝工程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工期只有短短几个月，但陵寝的建造要求高、规模大、质量上乘。工匠们怨声载道，陵寝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工。

对此，大臣们纷纷上书，请求唐太宗降低李渊献陵的规模，随葬物品也不能过于奢侈。虞世南等大臣以汉代茂陵为例，指出过度奢华只会引来盗掘之灾。他们建议遵守薄葬理念，降低封土高度，以降低被盗的风险。

听完大臣们的建议后，李世民决定采纳。但他又不想做得太过简单，像曹魏、西晋的皇帝那样不封不树。最终，他决定采用折中方案，将献陵封土定为六丈，既遵循了父亲的遗愿，也考虑了实际情况。

从唐太宗与大臣们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陵寝制度并不成熟。与后来的李渊献陵、李世民的昭陵、乾陵等相比，献陵更像是一个试验品。李渊的棺椁被安葬于陵台之下，这是整个陵寝最核心的部分。经过多次战乱和盗墓贼的发掘，献陵的随葬品已经所剩无几。如今只剩下一些石犀牛、石柱等文物陪伴着主人，显得凄凉而无奈。

在献陵北侧的一次发掘中，还发现了建筑群遗址。据推测为寝宫的殿宇遗址规模宏大。在贞观十三年的某一天里，《唐会要》记载了一个感人的场景：李世民亲自带领子孙百官拜谒献陵并亲手把食物端到高祖灵位之前瞻仰先考先妣衣物时情绪失控痛哭的一幕让人动容。期间天降大雪乌云密布等天气变化被解读为皇帝的孝行感动了天地但实则只是巧合而已。这些故事都被用来歌颂皇帝的孝行和功绩。献陵周边，散布着众多的陪葬墓，对于唐朝人来说，能够陪葬皇陵，无疑是极高的荣誉，是对家族荣耀的最好体现。通过考古勘探，我们发现陪葬墓主要分布在献陵的东部、北部和东北部。已发现的289座墓葬中，有93座可确定为献陵的陪葬墓，其中28座仍保留着封土，其余则已平整。若未经过考古勘探，常人难以想象地下竟隐藏着如此高级别的墓葬。

史料记载，有25位皇子、公主及重臣陪葬献陵，但考古结果与之存在较大差异，可见史书记载的只是冰山一角。

回溯至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下诏规定，诸侯列葬，大臣陪葬皇陵。这一制度在唐太宗时期得以确立并延续。被皇帝提拔看重的大臣，死后家属可获赐在献陵东侧赏赐的墓地，官府还会提供优质的棺材。在初唐时期，献陵的东部、北部和东北部规划了众多的墓园，以围沟为界，每一块墓地都有其专属的主人，如河间王、韩王李元嘉等。

到了永徽六年，李治下诏允许祖父辈已陪葬献陵的子孙随葬。但实际上，响应此诏的人并不多。从考古发现来看，同一个围沟内存在两座墓葬的仅有三例，存在三座墓葬的只有两例，其他围沟内均只有一座墓葬。能够陪葬皇陵的，要么是皇子公主等有背景的人，要么是高官显宦等有身份的人。按正常标准，仅凭血缘关系的子孙是没有资格陪葬皇陵的。虽然有的诏书允许子孙陪葬，但实际操作中，厚着脸皮与先帝、祖宗同葬一处茔园的现象并不多。

如今，献陵至少有6座陪葬墓已被考古发掘，其中4位墓主人的身份可以确定。在《XX书》、《XX史》等史书中，关于这几位墓主的记载并不多，但墓志铭的出土证明他们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下周，我们将走近这四位唐朝贵族，探寻他们的人生历程，品味他们的别样人生。这些陪葬墓不仅是他们的安息之地，更是历史的见证，让我们得以窥见唐朝的荣辱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