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竟能改变历史：罗马亡于疟疾 明朝亡于鼠

在历史的长河中，疾病与健康始终是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传染病肆虐的时代，它们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更是引人注目。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疾病史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变迁，疾病史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谈及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两大鼠疫大流行与这一历史时期的开始与结束紧密相关。这两次鼠疫大流行——“查士丁尼鼠疫”和“黑死病”，都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深刻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

在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尚为历史系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一门《中国疾病史》的选修课程，并提出了“传染病改变历史”的观点。实际上，早在1955年，我国医史学家范行准就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强调了传染病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他提醒人们，历史告诉我们，传染病足可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埃及亡于血吸虫病，而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人们往往会感到危机和恐惧，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反应。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任何起因不明、治疗无效的疾病，都容易成为某种隐喻的载体，赋予社会以某种象征和暗示。在面对SARS等大规模传染病暴发时，虽然现代医疗体系的完善和资讯的发达避免了大规模的价值崩溃、道德失序和社会动乱，但人们仍然会经历谣言四起、恐慌抢购等阶段。

除了影响历史的进程，传染病还在其他方面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19世纪中期的英国在霍乱袭击后，开始着手建设清洁的卫生体系。随着公共卫生法的实施，英国城镇的卫生环境得到改善，传染病对英国社会的威胁也大大降低。这也使得霍乱被称为“伟大的环境卫生改革者”。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大规模暴发的传染病，如天花、鼠疫和霍乱等。其中，1910~1911年东北三省的鼠疫大流行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次疫情促使清开始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并委派专业人士主持防疫工作。这也标志着中央处理地方重大传染病成为惯例，卫生逐渐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随着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逐渐改变，不同的传染病也面临着不同的抵抗方式。在细菌学出现之前，人们会将不同的传染病都归为“瘟疫”，认为这是天灾或瘟神作祟。但现在，人们不再愚蠢地进行宗教活动来抵抗传染病，而是采取科学的方法找出病原体，制造出特效药物。

虽然现代医学为抵抗传染病提供了更多的胜利几率，但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和快捷，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也急剧扩大。面对传染病，谁都不是旁观者。我们需要增强防控意识，采取科学的防控措施，共同抵御传染病的侵袭。在全球化的传播模式下，疫情的传播已经超越了传统时代的局限，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李玉尚对此有着深刻的见解。

令人讽刺的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无论是在SARS流行之初，还是在鼠疫大流行之际，很多民众的旁观者心态都是惊人的一致。

百年前，《申报》作为旁观者，以猎奇的心态报道着遥远的疫情。而当疫情波及香港，威胁到上海时，他们才从旁观者转变为当事人，开始积极应对。这种心态在SARS流行之初同样存在，许多人选择远观，没有深刻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李玉尚还提醒大家注意，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副霍乱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逐渐放松警惕。这可能是2003年SARS疫情让人们措手不及的原因之一。

2003年的SARS疫情不仅提醒我们未来还可能面临更多未知传染病，而且强调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仍是国家的重要职责，不能有任何松懈。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卫生部门还是普通民众，都从SARS疫情中汲取了教训，积累了快速应对的经验。李玉尚指出，这可能是2003年SARS疫情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教训，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铭记。

从罗马亡于疟疾、明朝亡于鼠疫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影响。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们的频道，一起传染病的过去、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