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监督系统发达：言官专职弹劾百司

传统中国是一个道德与政治紧密相连的社会，官员的角色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技术型官僚，也是道德的楷模。在此背景下，对官员的监督至关重要。传统中国建立了一套发达的监督系统，特别是言官系统，对朝政和吏治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

在传统中国的帝制时期，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威，但为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对官员的约束与塑造不可或缺。学界常强调传统中国并非纯粹的法治国家，而是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整顿政治的焦点在于“治吏”。要求官员清正廉明成为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

与现代西方不同，传统中国的官员不仅局限于公权力领域，还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官员需兼具技术型官僚的职能与道德楷模的角色，成为万民的表率。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强调“政者，正也”，只有官员自身行为端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传统中国的律法往往从道德规范中引申而来。

以明代为例，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官吏的危害，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在明代最为典型。都御史与六部长官共同构成“七卿”，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专职弹劾百司。这些言官品秩虽不高，但代表皇帝，权威显赫，成为肃清吏治的重要力量。

言官的选任尤为严格。明成祖朱棣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具备器识远大、学问渊博的素质。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具备实际的仕途经历，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具有道德劝谏职能，因此对言官的任职资格提出了除专业技能之外更多要求。例如，明代规定不得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曾犯奸贪罪名者也失去获选资格。

在选任程序上，言官一般通过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科举成为主流后，言官的选任程序比其他普通官员更为严格复杂，包括察访、调查舆论民情，以及通过策问、章疏等方式进行选拔。

明代的言官体系不仅使得吏治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还要对皇帝进行劝谏。明代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例如，万历时期有言官批评万历皇帝过度沉溺酒色财气，而明武宗欲出巡时，言官们甚至堵住宫门进行劝谏。这种对皇帝的不当行为进行劝谏的现象成为明王朝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总体而言，明代的言官因能严格履行职责并有人身安全的保障而备受社会尊崇和信任。言官们竟然以挨板子为荣，将其视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象征。这种荒谬的价值观，令万历皇帝头疼不已，他痛斥这些言官以“卖直”求荣，并下令裁抑言官。由此，许多重要岗位出现了空缺，万历朝的朝政也因此更加腐败，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我们不能忽视言官对明朝政治生态的重要作用。

在严嵩当政的时期，言官们表现出无比的勇气和决心。他们前赴后继，不畏强权，不惧严嵩假借皇权的打击报复，勇于对阁臣进行监督。即便面对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严厉的惩罚，他们也毫不退缩。在言官们的努力下，严嵩及其子严世藩最终伏法，这也充分证明了言官监督的有效性。

这些言官们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是相当出色的。在明王朝的朝政日渐荒废的时候，地方政治运转却基本正常，这背后离不开言官们的默默付出和不懈努力。他们奔走于各地，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发现并解决问题。他们为百姓代言，为正义发声，是明朝政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言官们是明朝政治生态中的一股清流。他们虽然遭受打压，但始终坚守初心，为正义而奋斗。他们的存在，为明朝的政治生态注入了一股活力，使得明朝的政治生态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化。虽然明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但言官们的精神却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有坚守正义，才能赢得尊重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