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名伶们各自都有一部鸦片史

明星事件频频引发公众震惊，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在伶人群体中尤为普遍。早在晚清民国，京剧作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其繁荣的背后，伴随着另一项风靡的事物——。

伶人群体，从老一辈的程长庚、徐小香，到晚辈的裘桂仙、谭小培，再到更晚的马连良、余叔岩等，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史。其中，汪笑侬的烟瘾最大，每天需要吸食大量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历史文献记载，谭鑫培是位唱念做打俱佳的大师，同时也是个瘾君子。当时清廷禁烟严格，谭老板虽然不敢明着抽，但不抽就整个人没精打采，根本无法登台演出。甚至还有过在太后赐宴时因烟瘾发作未能及时入宫唱戏的情况，最后竟得到太后的特许，可以入宫抽烟。这不禁让人对当时的禁烟政策产生质疑。

马连良则因被伪满洲国以烟土为诱饵而卷入汉奸罪案。虽然当时他并不缺钱，但最终还是被所吸引，导致后半生背负难以洗清的政治污点，吃尽苦头。

其他伶人也都有各自的史。据说裘桂仙家的老鼠都因长期抽烟而染上了烟瘾，可见其烟瘾之深。余叔岩更是为了过瘾，宁愿放弃去西方国家演出的机会。

伶人主要是为了提神解压，刺激自己的精神状态。他们为了保持嗓音，相信有止咳止泻的功效。但在我看来，他们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收入高，能够承担得起的费用。这一点与现代明星的原因有着相似之处。

历史告诉我们，不仅仅是现代明星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存在于特定群体中的现象。无论是古代伶人还是现代明星，都应该引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警惕。我们也应该加强对毒品危害的宣传和教育，让更多人远离毒品的危害。在清末民国时期，京剧市场的繁荣景象令人惊叹。那时，人们热衷于听戏，伶人们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尤其是名伶，他们的挣钱速度更是让人望尘莫及。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的记载，像汪桂芬、谭鑫培这样的名角，他们的声望和收入都极高。

谭鑫培除了在戏班中日常演出外，还经常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堂会。仅仅是一出戏，他就能获得约50两银子的报酬。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因为连一品大员的年俸也不过180两银子。谭老板唱三四出戏就能顶上一品大员一年的“工资”，足以让王公大臣们羡慕不已。

到了民国时期，戏班子的收入依然十分可观。据当时的《京报》报道，谭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会，一个月包银就有1万块。即使是二三流的角色，唱一出戏也有10块20块的收入。这个收入与当时的北平科员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就连教授和部长的月薪达到350元已经是非常高的收入了，但与名伶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

在那个时代，抽大烟不仅是一种身份和身价的象征，更是名角的一种标配。据说，如果一位名角不抽大烟，家里没有烟榻，就会被人质疑他的名声和生活品位。这种情况在伶界尤为明显，新人在前辈烟枪的熏陶下，有样学样。

师傅们在烟榻上教徒弟的情景颇为独特。烟榻犹如课堂，烟盘就像黑板，烟签权做教鞭，烟枪则可以当作刀枪靶子或马鞭使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徒弟们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例如，余叔岩拜谭鑫培为师时，谭鑫培侧身倚靠在烟榻上，用一只大烟枪给他指点。如此耳濡目染，徒弟们有钱后很难不仿效师傅抽大烟。

一些名伶的毒瘾实在太深，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戒不掉。尽管网开一面，特许他们吸食，但伶人与毒品的关系依然深厚，对社会的影响也极为深远。要求他们以身作则，禁品也是正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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