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为何成大昏君？真相竟是太聪明太有作为

历史上的昏君并非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尽管有些人如阿斗和晋惠帝被人们广为诟病，但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心思没有放在治理国家的大事上而已，他们的智商或许并不低。比如隋炀帝杨广，他的聪明才智甚至可以在所有明君中脱颖而出。

杨广的才华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造诣上，还表现在他的军事才能上。他在平定南陈和北击突厥的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表现，让人们对他寄予厚望。正是因为他的聪明，有时却使他误入歧途，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被聪明误的昏君。

杨广的创新和独享制度之利的创举，如科举制度和东都洛阳的修建以及大运河的开凿，都是他的大手笔。这些创举不仅在当时造成了社会生活的破坏，更为他带来了千古的骂名。这些制度在后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举制度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三原一，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

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像杨广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但他的大手笔最终却导致了国家的衰败。他在商业和农业国家之间的徘徊，以及他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误，都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和他个人的决策失误。在他的框架里，他只能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否则就会出烦。

在史家的眼里，杨广是一个亡国之君，他的道德败坏经历如同雪崩一般。他的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行为都被史书记载下来。野史小说更是将他描绘得如同恶魔一般。尽管有些描述可能荒诞不经，但他们都暗示了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杨广的品质和道德败坏。

事实上，杨广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赢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恰是因为他的一些大手笔项目。这也说明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

我们也要学会分辨诗人的话和真实情况。虽然诗人的话有时可以表达真情实感，但并不能完全当真。例如，唐朝的一位诗人做诗表达家中不幸，但上司却信以为真，结果闹出了笑话。同样，唐宣宗时，令狐为相推荐诗人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因为听了李远的诗而质疑他的治理能力，但最终在令狐的劝说下没有当真。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仅凭诗人的几句话就妄下结论。

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被表面的言辞所迷惑。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明朝的朱元璋，自登基以来，文字狱如狂风骤雨般猛烈展开。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们纷纷遭殃，他们怀揣着对皇权的敬畏，写下诸如“生民作则”的颂词，试图以之拍马屁。朱元璋却以凤阳话的误解将“作则”听成“作贼”，致使无数无辜的文人墨客因此脑袋搬家。尽管诗人因其诗歌丧命的记载似乎尚未出现，但明朝的特务统治，如锦衣卫、东西厂的神秘出没，无疑给诗人们的诗兴泼了一盆冷水，大家纷纷转向小说的创作。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在铲除异己、废除宰相、大动干戈之后，从翰林院挑选了几位老儒协助他处理政务。其中，钱宰虽年事已高，但其处理事务和写作的能力却让朱元璋颇为满意，成为了皇帝最宠爱的“秘书”。一日，钱宰散朝回家后，情不自禁地吟咏出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对钱宰说：“你昨天的诗做得很好，我并没有嫌你，你何不把‘嫌’字改为‘忧’字呢？”这一席话，令钱宰惊恐万分，连连磕头。

转眼到了清朝，皇帝对诗歌的热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乾隆皇帝一人就留下了四万余首诗。他对诗歌的热爱却也带来了危险。一旦诗人的诗句被解读为对皇权的挑衅，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诗句，就会被上纲上线，被视为对清朝皇帝的恶毒攻击。在这样的氛围下，诗人们的话语被当真，而诗歌本身却失去了灵魂。

在皇权的重压下，明朝的诗歌世界似乎被特务统治的阴影所笼罩，诗人们的创造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而在清朝，虽然皇帝对诗歌充满热情，但过度的文字狱却让诗歌成为了一个危险的领域。诗人的才华被束缚，诗歌的繁荣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这些历史事件中看到皇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诗人们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