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被定性为“黄种人”是种族歧视的结果

在流行人种学说的年代，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小说系列，将中国人描绘成充满奸诈与取巧的象征。这一系列小说源于当时欧洲盛行的黄祸论，一种基于种族歧视的误解。历史上，中国人曾被西方旅行家误称为白人，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剧，我们的肤色被重新定义为黄色。

人种学说的起源并非科学，而是政治观念。在古代西方人眼中，欧洲是上帝眷顾之地，其白皙的肤色与信仰紧密相连。但随着传教的失败和对东亚认识的改变，欧洲人对中、日两国人的肤色描述逐渐多样化，从白色转变为棕色、红色、黄褐色甚至黑色。

到了18世纪，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的皮肤开始被统一称为黄色。瑞典生物学家林奈首次在著作中使用贬义的词语来描述亚洲人的肤色。此后，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创造了黄种人或蒙古人种的概念，毫无科学依据地将中、日两国人归为同一类别。这种观念与匈奴人、蒙古人西侵的历史记忆相结合，发展出了黄祸论。

近代欧洲人对黄祸的恐惧主要源于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对外移民现象，他们担忧黄种人会威胁到白种人在东亚的扩张和生存空间。德皇威廉二世更是将黄祸论推向顶峰，他命人绘制了一幅黄祸图，表现欧洲各国女神防范远方的敌人——代表日本的佛陀及代表中国的龙。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积极接受并传播种族学说，他们相信黄种人有潜力与白种人竞争。而日本起初并不愿意与中国人并列为同一种族，但随着侵略需要的增长，他们开始自居为黄种人的代表。

在这种背景下，种族问题变得复杂而敏感。黄祸论虽已逐渐消退，但种族平等的问题仍然值得深思。我们应该摒弃种族歧视的观念，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看待每一个个体，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在田口卯吉的《日本人种论》中，西方对日本人的定义引发了深入的讨论。尽管西方将日本人与中国人归为同一人种，即蒙古人种或黄色人种，但日本的大和民族与中国的华夏民族在种族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日本学者尝试澄清这种误解，但在巴黎和会上，欧洲列强并未接受这一观点。尽管如此，日本在战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种族观念。不再盲目向西方靠拢，而是自豪地自称是黄色人种的代表，以此作为对抗白种人的旗帜。这一观念在一战后的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二战时期，日本更是利用这种种族观念为其侵略行为寻找合理性。无论是在吞并朝鲜、扶植伪满政权还是建立汪伪政权的过程中，日本都巧妙地运用种族论调来为其行动辩护。种族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和想象，缺乏科学的验证和实证依据。这种观念在日本侵华的过程中更是被扭曲利用，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实际上，种族划分并不具备科学的客观性，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构造的产物。不同的人可能会关注不同的生理特征，如皮肤颜色、眼睛形状等，但这些生理差异并不直接导致文化差异。实际上，这些生理特征被赋予了社会的意义，成为种族划分的依据。但实际上，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需要虚构出来的。

这种虚构的种族观念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利用和扭曲。以越南人和菲律宾人为例，这两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种族属性。他们的种族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恰恰证明了种族概念的社会建构性。当代学术界已经充分证明，以肤色划分人种的方法既充满种族偏见，又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我们不应该继续使用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这类概念来定义人群。我们应当摒弃这种陈旧的观念，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的人群和文化。种族概念的阐释空间极大，充满了各种可能的解读和想象。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避免被虚构的种族观念所误导。

注释：参考了奇迈可的《成为黄种人》、罗福惠的《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方旭红的《论黄祸论的形成根源及影响》、杨瑞松的《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黄祸与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想象》、孙中山的《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许赛锋的《人种论与一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黄东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以及冯客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