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诞生日是如何被确认的？

在中国的初创时期，由于力量尚弱，一直面临着旧势力与外国租界的压迫。党中央不断迁移，多次遭受破坏，许多重要文献为避免落入敌手而被迫销毁。特别是在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和中央军委随红军开始长征。当到达陕北时，仅剩下两箱铁肩挑来的文件，遗憾的是其中并未包含“一大”的相关文件。

回顾党的创业史，自然要从其诞生日开始。“一大”的13位代表，如今在延安的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其余的代表中，多数已脱党或被开除，部分甚至已牺牲。李汉俊脱党后加入了，并担任要职，但最终于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

由于许多代表已无法联系，且缺乏档案资料，对于“一大”的具体召开日期，一时无法查证。毛泽东和董必武仅记得会议是在1921年7月间召开，但无法确定具体日期。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国建立的纪念日。此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被固定下来。

解放后，上海市对一大会址的寻访十分重视。经过多方努力，最终确定了会址并建立了纪念馆。即使是参与过“一大”的代表及其家属，对于具体的召开时间也记不清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邵维正为首的专家学者开始考证这一历史事实。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出席大会的代表及其家属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最终大致确定了“一大”的召开日期为1921年7月下旬。其中，陈潭秋同志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为这一结论提供了重要佐证。

随着研究的深入，历史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尽管已有一些证据指向了7月23日这一日期，但仍有待进一步考证。无论如何，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已经被全党接受，每年的7月1日，全党都会热烈庆祝这一重要纪念日。这也见证了中国从初创时期的艰辛到如今的繁荣昌盛的历程。在会议进行到第八天的时候，上海突然传来了消息，由于法租界巡捕对会场进行了搜查，会议被迫中断。代表们随即决定将会议地点转移到嘉兴南湖。就在这次转折之际，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陈公博所居住的隔壁，在凌晨时分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由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吓，陈公博未能如期前往嘉兴参加会议。

尽管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的人生道路选择了背离初心，投身并沦为汉奸，甚至在汪伪中担任高官，但他们的回忆录中仍有一些珍贵的细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线索。在陈公博的回忆录中，他详细描述了那天的情景：“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清晨，我在睡梦中被一声尖叫惊醒，随后听到一个女子的悲惨呼喊。直到下午六点多，才发现这起枪击案，而凶手已经逃逸无踪。”周佛海也回忆道：“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谁知隔壁房间发生了奸杀案，枪声响起，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被吓得魂不守舍。”李达夫妇及其他当事者在解放后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邵维正得知这一线索后，如获至宝。他立即联系上海方面的协助，在《申报》上查到了关于“大东旅馆发现案，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的报道。据报纸介绍，这位名叫孔阿琴的女子并非因奸被杀，而是因“情杀”而遭遇不幸。原来孔阿琴与一个“西崽”私奔后，因感到前路无望，决定双双殉情。他们在大东旅社开枪打死了孔阿琴，但“西崽”却突然改变主意，独自逃走了。报纸报道的时间是这起事件发生在1921年7月31日凌晨。

从这起枪击案发生的时间往前推算8天，恰好是7月23日。这一发现证明了陈潭秋与国际代表所说的“一大”召开日期是正确的。这一重要的考证成果得到了当时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胡乔木的赞扬。邵维正撰写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被评为全军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纪念建党60周年之际，《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尽管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但考虑到历史的真相和毛泽东当初的初衷，中央决定不予更改。至此，关于党的诞生日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这篇生动的文章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党的诞生日背后的故事，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魅力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