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锦衣卫与绣春刀

近日听闻电影《绣春刀》上映，让这位前武侠迷心生向往。然而因忙碌无法观看，只能略知剧情梗概。电影中的锦衣卫与东厂头子魏忠贤的江湖恩怨引人关注，特别是张震饰演的沈炼一角，让人印象深刻。

说起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新龙门客栈》中的甄子丹角色。确实，厂公是太监，但锦衣卫的起源却与皇帝的禁军紧密相关。他们“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相当于北京卫戍区的中央警备师。这一制度是由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设立的，源于他对手下官员的不信任。

在明朝，锦衣卫是皇帝的内卫部队兼仪仗队，其地位显赫。他们穿着飞鱼服，携带绣春刀，平均身高超过1.78米，威猛帅气且忠心耿耿。后来，锦衣卫转变为特务机构，执行廷杖和抓捕官员的任务。在武宗朝，“缇骑四出”，甚至在偏远州县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明朝的统治结构以官员代表皇家权力为核心，各级地方长官都是皇权的象征。为了加强统治，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来监督官员。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时期，他甚至设立了东厂来监督锦衣卫本身。有明一代，厂卫制度横行，他们可以不经任何行政司法机关直接抓人。电影中的情节并非虚构，锦衣卫或厂公拿着驾帖可以直接到军中或州县衙门抓人。

国家机器依赖于厂卫制度，但这也导致了监督死圈的形成。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来监督官民，但他的儿子朱棣又设立了东厂来监督锦衣卫。后来，宪宗和武宗又相继设立了西厂和内行厂。这个架构的初衷是由皇帝一人监督天下官民及厂卫，但只有在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做到了这一点。

回顾朱元璋的反腐败行动，《时代周刊》那时可能会被他的事迹所震撼。他一人就能整治整个官僚集团，法不责众的原则在他面前无效。空印案、郭桓案等事件都显示了他对贪污的零容忍。尽管他如何努力，贪官仍然层出不穷，仿佛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顽疾。

与此相比，远在万里之外的英格兰岛上的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却做到了整肃吏治，使国家向着制度化规范化转变。他建立起现代民主国家的模型，剥离教权，提高君权，建立独立于国王宫廷之外的机构枢密院。

明朝的厂卫制度和反腐败斗争都有其独特之处，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无论如何，这些历史事件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朱元璋作为帝国的缔造者，其设计之精妙，却也在无意之中留下了两大缺陷。他期待所有子孙都能承继他的英明，成为国家的终极守护者，然而遗憾的是，后代并未拥有与他的智谋和精力相匹配的能力。作为国家的行政体制总设计师，朱元璋的设想中只考虑了单向度的信任——即奴才对皇帝的忠诚感激，却未曾预见到奴才也可能不识抬举。

大明王朝的最终覆灭，与这条单向信任的河道息息相关。崇祯皇帝临终前的留言，“皆诸臣误朕”，透露出深深的无奈。当大顺军兵临城下，那些本应守护皇室的奴才们纷纷背弃了大明的主子，面对迁都或议和的提议，他们沉默不语。

回顾历史，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因兵部尚书陈新甲不慎走漏和谈机密，便愤怒地推卸责任并将其处决。他的暴虐与猜忌，使得百官人心惶惶，国之长城袁崇焕也惨死在他的手中。如此种种，确实让人感叹百官都不懂崇祯的所思所想。

谈及厂卫的故事，我们似乎离题甚远。《绣春刀》中的锦衣卫沈炼虽贪财却未杀魏忠贤，而历史上的魏忠贤却是被迫流放明皇陵自尽。崇祯在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前夕，竟然下密令收葬魏忠贤的遗骸，这其中意味深长。

回到1644年3月19日凌晨，崇祯的自尽，仿佛回到了276年前朱元璋建立大明的起点。信任与不识抬举，这些私人情感用词，始终与明代的国事紧密相连。崇祯临死前留下的“百姓不可杀，百官不可留”，反映了他的无奈与悔恨。

有趣的是，与崇祯一朝相似的是英国的克伦威尔时代。查理一世的遭遇与崇祯颇为相似，因滥政税收和宗教迫害引发反抗，最终被克伦威尔处死。克伦威尔在1642年至1646年间率领国会军打败王军后建立的议会民主制及君主立宪制基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至今仍未能形成立法、行政、司法互相监督的现代政治语境，遵纪守法仍是道德的代名词。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