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用高招让贪官污吏惶惶不可终日？

在明朝初年，为了推动司法改革，朱元璋发动了一场旨在整合社会的清洗运动。他赋予“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特殊权力，让他们在《大诰》的法外之法中，有权直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任何敢于阻拦的官吏，都会面临全家族被诛的风险。

朱元璋善于运用行政手段改造司法，构建严密的社会监控网络。他仿照《周书·大诰》，以“当世事”警醒臣民，通过《大诰》这一形式，生动说理，以案例和俗语讲述的形式编写，但主旨在于严惩。在洪武年间，相继颁发的《御制大诰》等文献中，整饬吏治的内容占据了重要比例。

《大诰》中的绑缚赴京规定，针对的是那些害民的官吏、老奸巨猾以及城市乡村的豪杰之士。朱元璋期望通过这种方式，除去害民之徒，安抚良民。这一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尽管一些如常熟农民陈寿六的典型案例受到推崇，但恶意利用绑缚制度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朱元璋的铁腕治吏过程中，“绑缚赴京”制度得以问世并发展。从洪武十三年的胡党治理，到十九年的大规模严打，朱元璋致力于消除“天下积年民害”。基层行政事务不能仅靠群众自立，也不能让皇帝亲力亲为。在这一过程中，“”的胥吏和衙役承担了大量基层工作。

以消除“天下积年民害”运动为中心的洪武十九年整治，正是在《大诰》续编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整顿吏员，至少有一半的吏员被整顿或剔除。这样的整治也揭示了一个问题：如何平衡群众司法维和与行政思维之间的张力。

朱元璋的“绑缚赴京”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作用，但并非长久之计。一些民众借机将胥吏豪强绑缚勒索财物，说明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像陈寿六这样的典型案例，虽然受到朱元璋的赏识，并被树立为榜样，但如若大多数人都像陈寿六那样行事，帝国其他事务又该如何应对？

到朱元璋之子仁宗掌朝时，绑缚之策被彻底放弃。只许诸人首告，但必须经由有关部门处理解京治罪。这一变化反映了明朝对司法制度的不断调整与优化。尽管朱元璋在整治吏治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基层行政依然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和更合理的制度设计。

朱元璋的铁腕治吏过程以及“绑缚赴京”制度的问世和发展，都体现了明朝初期对司法改革的与挑战。如何在保持秩序与推动基层行政效率之间找到平衡，仍是明朝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历史的漩涡中，那些政务的重担，不会因为吏员的减少而轻易卸下。朱元璋的雄心壮志，在于铲除贪赃的官吏，然而现实却让他发出无奈的疑问：“朕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暮犯？”他所面对的，是一场根深蒂固的官场习气。清代的沈家本曾尖锐地指出：“不究其习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的确，仅凭惩罚性的制度创新，是难以彻底根治官场上的积弊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明朝与清朝的交替，犹如一幕戏剧的反转。明代虽有扑灭胥吏威风的意图，但终究未能如愿，反而在时间的推移下愈演愈烈。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即便朝廷设立了员额制，但胥吏的数量依然庞大，他们有的贴写文书，有的挂名办事，大邑甚至达到二三千人。按照当时的1700个县来计算，胥吏的数量之大让人难以置信，这也导致了“州县与胥吏共天下”的现象出现。即使官员清廉如水，也难以抵挡胥吏的贪欲之火。

面对这一现实，顾炎武在明清交替之际不禁感叹：“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官弱吏强，这背后反映的，还是官员自身的素质与官场习气的问题。朱元璋曾试图通过绑缚进京的策略来整顿吏治，然而这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依然无法彻底解决“官冗于上，吏肆于下”的官场弊政。

这一历史困境，反映了权力分配的复杂与微妙。官员们需要在历史的洪流中寻求新的解决之道，真正做到以法治官，以法治吏，而非仅仅依赖个人的威望与力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官场的清明与和谐，还百姓一个公正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