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为何要建立偏房 并与之共天

中国人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名分，因为名分是权力合法性的源泉。在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度下，正室与偏房的名分差异显著。正室地位尊贵，享有支配侍妾的正当权力。实际上，侍妾可能因年轻貌美、受到丈夫的宠爱而得势，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地位。

妻妾争权的现象，不过是官场故事的一个隐喻。在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中，也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这里的“正室”指的是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帝王往往会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立“偏房”，代表另一套没有名分的“副权力系统”，代行权力。

《清稗类钞》中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种观点，他提到自汉、唐以来，君主虽然号称统治天下，但实际上权力并不足够，不得不有所分寄。这些与君主共同治理天下的人物，如外戚、宦官、名士等，大多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正式权力，但他们凭借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掌握了隐权力，足以影响甚至操纵朝政。

当我们谈论“皇权专制”作为历史的宏观描述时，大致是准确的。但在具体情境中，除了少数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独揽朝政的局面并不多见。正如郭嵩焘所言，权力实际上被分寄给了不同的集团。其中，与宰相共治天下是制度性的安排，而君主只是象征性的主权者。在古代，君王不必亲揽所有细节，宰相作为首脑，理应辅佐天子、总管百官、平衡庶政。

历史中也存在不正常的权力分配情况，比如“与外戚共天下”。外戚依靠与皇室的特殊关系获取权力，这是一种制度外的隐权力。如果说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是帝国的“正室”，那么外戚等隐权力者则是君王的“偏房”。

在正式权力系统之外另置副权力系统的做法始于汉武帝刘彻。他不甘于垂拱而治，为了越过制度性障碍，设立了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正式权力系统的“外朝”置于一旁。从名分上看，内朝成员并无执政大权，他们也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但皇帝将他们视为心腹，让他们预闻政事，因此隐权力极大，足以与外朝相抗衡，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在古代皇权结构中，内朝官虽权柄重，却像那未明身份的“偏房”或未正名的妾一样，缺乏合法性。他们完全依赖于皇帝的私人关系网络，便于君主操控指挥，刘彻成功地提升了君主的独裁地位。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个偏房有可能变得位高权重，尾大不掉，失去对君主的控制。在刘彻掌权时，虽然外戚近臣被提拔，但他仍能掌控大局。随着刘彻的离世，西汉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外戚擅权干政的轨道。那些手握大权的外戚如大司马，最终葬送了整个西汉政权。

在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后，为了吸取前朝大司马篡权的教训，他设立了“尚书台”，架空了三公的权力。所有的政令都必须经过尚书台上报皇帝，由皇帝裁决。这使得人们认为尽管有设置三公职位，但实际上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这与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的手法相似，都是为了实现皇权的独断。后人评价两汉时期为“政出于二”，意味着汉代的权力结构是复式结构，一个正式的权力系统加上一个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这种权力结构的弊病成为两汉政治的最大问题。

刘秀设立尚书台这个副权力系统，初衷是为了摆脱正式权力系统对皇权的制约和威胁。然而历史的闹剧总是重复上演，一旦这个偏房羽翼丰满，就不再是君主所能控制的了。在刘秀去世后，他留下的尚书台机构未能阻止权臣对刘汉政权的篡夺。到了东汉后期，外戚、豪族等权臣以“录尚书事”的身份进入尚书台，垄断了朝政。这种权力的更迭和更迭带来的混乱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皇权制度下的无奈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偏房”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从一个依附于君主的机构，逐渐演变成为影响皇权的重要因素。这也提醒我们，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始终是皇权政治的核心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类似的剧情反复上演，也反映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