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为何没有毁灭文化？

一统天下后，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改行郡县制。他将辽阔的疆域划分为三十六郡，这一创举赢得了大臣周青臣的热烈赞誉：“四海平定，天下归一，陛下之智，旷古未有！”彼时，实行郡县制更显英明果断。

博士淳于越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分封制是周朝延续千年的原因，诸侯王能够保卫中央。如果不实行分封制，一旦出现权臣或叛臣，谁来保卫皇室呢？秦始皇听后大为震怒。

大臣们深知秦始皇的心意，他们主张淳于越以古书为据质疑当今的做法，是对皇权的挑战。应该实行焚书政策，将无关历史的书籍烧掉。在秦博士之外，民间敢私自藏匿儒家《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的，地方官一律没收焚毁。讨论儒家经典的一律斩首，以古书否定当朝的灭九族，官员知情不报的同样治罪。

秦始皇同意了这一政策，于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发生了。一年后，两位受命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书生因认为秦始皇贪于权势而请求辞职。秦始皇愤怒异常，想到过去多次求仙药不得，于是下令将国内的四百六十多名方术之士和书生统统活埋，这就是“坑儒”事件。

不久之后，起义爆发，带动了全国的反秦浪潮，秦朝最终灭亡。陈胜起义时，齐鲁大地的读书人都归附于他，甚至的后人还担任了陈胜的博士。

汉朝建立后，民间学者纷纷出任博士，或者他们的传人被立于官学。这些学者在秦朝时因焚书而普遍被边缘化，但在汉朝因文化重建的需要而逐渐回到政治中心。汉武帝时期，设立了五经博士，并设立弟子制度，优秀弟子可获郎中或文学掌故的职位。随着儒学的发展，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正式确立了正统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罢黜”并不意味着禁止其他学术的存在，董仲舒的学说本身也融合了多家思想。

这段历史展现了秦朝与汉朝在治国理念、文化政策以及学术发展方面的变迁。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反映了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及学术的演变历程，也揭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发展和思想变革。　　“罢黜”并非为了实施文化专制，而是旨在确立五经之尊严。尽管《》属于儒家典籍，但因未列入五经之列，所以其博士地位亦被废除。钱穆与徐复观两位先生均对此有详尽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谈及“焚书”后《诗经》《尚书》等经典的重定，我们不得不感慨文化的顽强生命力。秦朝虽欲一统思想，但世间图书并未全部销毁，偶有漏网之鱼亦在情理之中。特别是如《诗经》这样朗朗上口、易于记诵的经典，更是流传不息。而《周易》因其占卜之书特性，侥幸逃过一劫。

这些典籍的幸存亦得益于一些学者的冒死保护。比如治《尚书》的伏胜，在秦始皇焚书后，将《尚书》藏在家中墙壁。当汉文帝欲请其出山时，虽已九十高龄，他仍坚守着这些典籍。在晁错的请求下，伏胜终于找回了壁中的《尚书》，但由于年岁久远，壁中书损毁严重，仅余二十九篇，于是这二十九篇便成为了可信的“今文尚书”。

伏胜的故事在《尚书序》中还有一个更为动人的版本。晁错找到伏胜时，壁中书已完全损毁，而伏胜凭着一个九旬老者的记忆，艰难地一句一句背诵出《尚书》的内容。因口齿不清，伏胜只能通过女儿转述给晁错。这一幕幕场景无不展现了文化的顽强与传承的力量。

文化是一个民族恒定的心理结构，无法被政治力量所抹杀。在中国这样一个崇文厚德的国度里，政治常常需要从文化中获取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秦始皇焚书坑儒，反映出其统治对文化的恐惧；而汉武帝独尊儒术，则显示了其统治对文化支撑的需求。牟宗三先生提出的儒家“三统并建”，即道统、政统、学统，深刻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历史五千载，政治与文化始终在良性互动中前行。文化的制约与指引作用，政治的实现与扩充功能，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这种良性互动，应当成为文化和政治的常态。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应当珍视每一次文化与政治的交融，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政治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