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也是倭寇？明朝和葡萄牙有什么恩怨史？
明朝嘉靖年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而其中一件在当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
这一事件的起源，要追溯到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远洋。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达伽马的船队成功抵达印度卡特里亚港，开辟了所谓的“香料航线”，这标志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始。此后，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航海大国，纷纷向东方进发。
嘉靖年间，葡萄牙人的东进步伐逐渐加快。他们首先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扩张势力。在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攻打了马来王国（今马来西亚），并在当地建立据点，控制了马六甲航线。这一事件对明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葡萄牙人征服的国家都是明朝的附属国，这些国家曾经常来进贡并顺便做生意。
葡萄牙殖民者一直对明朝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渴望得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然后转卖到欧洲市场谋取暴利。在巩固了对马六甲的统治后，葡萄牙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明朝。他们的手段十分狡猾，先是坑蒙拐骗，被戳穿后则露出侵略的獠牙。
正德八年（1509年），葡萄牙船队首次抵达中国沿海，试图进行贸易。在遭到当地拒绝后，他们占领了珠江对面的屯门岛，并在岛上修筑工事，宣示主权。之后的几年里，葡萄牙船队多次来到中国沿海，试图骗取贸易许可证。他们也曾冒充马来王国使臣，但最终被广东当地官员揭穿。尽管他们试图贿赂官员以求停靠，但这种做法并未持续太久。
佩雷斯是葡萄牙船队的重要人物。他曾入京拜见皇帝，期间留在广东的葡萄牙人露出了海盗面目，大肆抢掠沿海村镇，甚至与海盗勾结贩卖人口。尽管当地乡民怨声载道，但一些官员因收了葡萄牙人的钱而选择了视而不见。佩雷斯通过贿赂皇帝身边的宠臣和赠送西洋火铳等礼物，成功获得了皇帝的赏赐和贸易许可证。
广东御史邱道隆曾试图揭露葡萄牙海盗的行径和贿赂官员的事实，但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佩雷斯在南京停留近一年，直到皇帝结束南巡后才离开。他的离去并未意味着葡萄牙殖民活动的结束，反而为后续的澳门事件埋下了伏笔。
佩雷斯作为使者，完成了颇为出色的任务。尽管中途遭遇了一些波折，但他成功获得了贸易权，若交易顺利，必将带来丰厚的利润。命运多变，谁也无法预料未来。
归京后的朱厚照突然病逝，其宠臣江彬被逮捕，其罪状之一就是与外国勾结。正当佩雷斯行至福建，被当地官员逮捕，随后被押送至北京，经审判后被流放西北，从此下落不明。
不久，朱厚熜继位。他刚即位就收到了一份来自“满刺加国”王子的诉状，诉状详细陈述了该国被葡萄牙平灭的经过，并请求明朝协助复国。虽然朱厚熜对“复国”并无太大兴趣，但礼部尚书毛澄认为葡萄牙人在广东的行为已引起了警觉。广东御史邱道隆的奏折更是令朱厚熜震怒。于是，朱厚熜下旨让广东地方官驱逐葡萄牙人，之前收受贿赂的官员也被下狱。
消息传开后，葡萄牙船队首领卡尔佛立即集结舰队在屯门岛，准备抵抗。这一事件揭开了东西方之间第一次海上较量的序幕——屯门海战。
明朝的态度坚决，让葡萄牙人不得不正视。他们虽然在东非、南亚、东南亚的扩张中未尝败绩，但面对明朝的强硬态度，他们也迅速做出了应对。在屯门岛上，他们构筑了火器工事，并调来了三艘重型战船。
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承担起了收复屯门、驱逐葡萄牙船队的重任。他一方面命令沿海渔船停止出海，断绝葡萄牙人的外援，另一方面则招募民兵和曾在葡萄牙船队中帮佣的水手，探知葡萄牙船队的情况。
当汪鋐向葡萄牙人宣召时，遭到了卡尔佛的拒绝。忍无可忍之下，明朝广东水师全力进攻。由于明朝海疆承平日久，主要的对手多为沿海海盗及倭寇，中小型战船难以抵挡葡萄牙船队的巨炮重舰。虽然汪鋐身先士卒，但还是被葡萄牙人猛烈的炮火击退。
这场败仗让明朝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火器在明朝战争中一直是利器，但面对葡萄牙人却失去了威力。汪鋐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迅速调整了战术。他利用葡萄牙船队船只巨大的行动不便，特制了装满柴草引火之物的小船，借南风大起之际放火扑向葡萄牙战船。他率轻型战船冲锋，分割包围葡萄牙船队。这一战术奏效了，葡萄牙船只纷纷被焚毁。
明军趁势抢滩登陆，收复了屯门岛，并一路追杀葡萄牙人。明朝下令，“凡遇佛郎机人（葡萄牙人）皆杀之”。从九月二日开始，0多名明军在广东南海地区全力搜杀漏网的葡萄牙人。卡尔佛等人仅带几十名残兵藏身于附近岛屿中逃过一劫。
战后，明朝诏令东南沿海各省水师，“遇佛郎机船可立毁之，遇佛郎机人可立”。这一事件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锋的重要历史篇章之一。明朝在这次战斗中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也彰显了其捍卫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勇气。在战斗与贸易的交织中，明朝与葡萄牙的关系充满了波折。汪鋐，这位深谋远虑的名臣，在嘉靖年间为明朝带来了军事革新。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战斗的胜利，更在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推广使用葡萄牙火器佛郎机铳。这种武器在汪鋐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经过多次改良研发，衍生出多种型号的火炮，成为明军中的主战火器。汪鋐的智慧和勇气，在明朝对蒙古和倭寇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葡萄牙并未因汪鋐的胜利而退缩。他们在屯门之战后，转变策略，开始筹谋新一轮的武装入侵。他们别都卢率领舰队入侵广东，企图在南中国海建立永久领土，垄断东方的丝绸瓷器贸易。尽管葡萄牙人拥有强大的舰队和先进的武器，但在汪鋐的巧妙布局和明军的顽强抵抗下，他们遭受重创。明军装备了佛郎机铳，凭借火力优势和机动性强的特点，成功击溃了葡萄牙舰队。这次胜利，再次证明了汪鋐的军事智慧和明朝的顽强斗志。
葡萄牙并未放弃。他们转变策略，开始沿中国沿海大肆劫掠，干起了强盗的勾当。他们甚至与日本的倭寇勾结，形成了战略合作关系。葡萄牙人的等高科技武器，受到了日本各路英豪的欢迎。他们共同劫掠中国沿海，给明朝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葡萄牙人更是凭借坚船利炮，压制了日本其他地区的倭寇势力，成为侵华倭寇的主要来源地。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与葡萄牙、日本的关系错综复杂。明朝既要应对国内的动荡，又要面对外部的威胁。而葡萄牙则试图通过武力入侵和贸易垄断来获取利益。日本则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既欢迎葡萄牙的到来，又成为了明朝的敌人。这场斗争展现了明朝的坚韧和智慧，也揭示了东西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场斗争中，每个人都应该铭记汪鋐的智慧和勇气，以及明朝的顽强斗志。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的启示。葡萄牙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为何愈演愈烈？这一现象的背后，除了与日本之间的“立体全方位合作”，还与中国一句古语息息相关——“鬼子来了汉奸多”。
早在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初次抵达广东时，就有被明朝史料称为“奸民”的各色人等为其效力。随着葡萄牙人与明朝关系逐渐紧张，并与倭寇勾结侵扰东南沿海时，这些“汉奸”更是层出不穷。他们中有的充当向导，有的进行贿赂活动，甚至有人为葡萄牙人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积极投身其“团伙”。这些汉奸中，既有沿海的流氓无赖和海盗，也有当地的富家大户，即《明史》中所说的“势豪大户”。
明朝为遏制沿海居民与葡萄牙人的勾结，曾颁布严令，实行“保甲连坐”法制。嘉靖帝朱厚熜更是下令：“凡通番（勾结倭寇葡萄牙人）者，无论官民，一律死罪。”尽管重治之下，汉奸却越来越多。浙江巡抚朱纨在奏报中无奈表示：“江南奸民通番之事，屡禁不止，令越严通番者却越多，人心思乱。”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在明朝引发如此多的汉奸现象，归根结底在于经济问题。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活动的猖獗，使得传统的海禁政策失效。早在葡萄牙人到来前，东南沿海的富户就多次组织，而沿海渔民更是依赖谋生。葡萄牙人到来后，很快与这些团伙勾结在一起。
问题甚至愈发严重。葡萄牙人不仅与这些团伙进行贸易，还介入到帮派斗争中。他们与当地大户相互勾结，甚至拉拢地方官员。在这群人的帮助下，葡萄牙人成功获得了在双屿岛的立足之地——一块之前靠军事手段都无法实现的控制区域。
双屿岛，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地区，是出海口的重要通道，也是时的重要海外贸易基地。明朝为防止倭寇骚扰，曾将岛上居民迁至内地并严禁沿海居民上岛。随着东南海外贸易的繁荣，双屿岛再次焕发生机。
早在明朝嘉靖五年，海寇头目就与葡萄牙海盗勾结，在岛上建立集市。从此，大批海寇团伙和海外商人纷纷来此贸易。葡萄牙人甚至从海寇手中租得岛屿的“使用权”，并在岛上修筑堡垒、部署士兵防御，甚至修建了堂和医院。在葡萄牙人的保护下，这座位于浙江黄金要道的小岛迅速发展起来。
最繁华时，双屿岛每日往来的船舶总数高达两千艘，每日成交的白银数额巨大。各国商旅纷纷云集于此，甚至浙江沿海的平民百姓也纷纷前来。中国的生丝、茶叶、丝绸、瓷器通过这个小窗口大量出口海外。这也导致明王朝的关税白银大量流失。
繁华的贸易和巨大的贸易额刺激了浙江及江南地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以苏州为例，其纺织品的大量输出至双屿岛，推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许多大户在岛上入股坐享其成。双屿岛实际上盘结了各方面的利益。
在明王朝的家门口搞“自由市场”的局面让明王朝不能坐视不理。但双屿岛之所以得以存在，关键在于岛上的武装力量。葡萄牙殖民者在岛上驻军数百人并筑有坚固堡垒。加上倭寇和当地海寇的武装力量以及港口处的武装炮船巡逻护航使得明王朝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即便采取断绝岛屿水粮供应的措施也未能阻止其交易发展为了生存周边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与葡萄牙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朝严厉惩罚那些胆敢与葡萄牙进行交易的人也无济于事因为葡萄牙的坚船利炮足以在他们面前肆意掠夺这背后所反映出的不仅是经济利益的纠葛更是各方势力的博弈与较量。明王朝面临双屿岛问题的挑战
明王朝，盛极而衰之际，每日大量的白银在眼前流逝，却打打轰轰不走。这其中，双屿岛问题尤为突出，困扰着整个王朝。
双屿岛，一度成为明王朝的难题。从嘉靖早期开始，朝廷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意见不一。夏言，这位名臣，曾敏锐地预见到裁撤市舶司的严重后果，他担忧正常的贸易会被逼入的角落，甚至可能演变成武装冲突。他的预言在双屿岛的景象中得到了印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终于下定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右副都御史朱纨被委任为闽浙总督，受命讨伐双屿岛。朱纨，这位忠直敢言、行事果敢的干臣，未曾料到自己的英明会葬送在此地。
他上任后立刻采取强硬措施，缉捕了与双屿岛有关联的商家，严惩其中罪大恶极者。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七日，明军正式发动对双屿岛的总攻。朱纨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明军的突袭令双屿岛措手不及。经过两天苦战，明军终于占领岛上的葡萄牙要塞，缴获大量武器辎重，许多海寇在此战中全军覆没。其中，葡萄牙人的火器被明军缴获，后经过改良，广泛装备于明朝步兵中，成为明朝中后期常用的“兵丁”。
双屿岛之战后，朱纨乘胜追击，在漳州大破葡萄牙海盗团伙。他继续推行“清洗政策”，让被俘的葡萄牙人指认与海盗有勾连者。这一行动虽意在保家卫国，却得罪了许多势豪大户。最终，朱纨因遭受攻击而撤职听候处理，他选择上书申辩冤屈，以死抗议，结束了年仅五十七岁的生命。
朱纨之死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葡萄牙来华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因朱纨的前车之鉴，明朝官员从此“无人敢擅言海事”。沿海贸易在朱纨打击后强烈反弹。葡萄牙人开始明白，明朝是一个军力强大、科技先进、文明繁华的大国，军事行动只会带来失败。他们选择改变策略，开始以更为温和的方式寻求在中国的利益。
最终，葡萄牙人选择了“来软的”，并因此获得了澳门。这并不是近代的丧权辱国，而是一个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在葡萄牙人到来前，澳门只是中国广东香山县的一个小渔村。明朝时期，澳门并未在中国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在宋末时期在此抵御元兵。葡萄牙获得澳门，并非等同于近代的割让领土，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双屿岛战役之后，葡萄牙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那曾经繁荣的岛屿被毁，他们如同遭遇了诅咒，陷入了明军的疯狂搜杀之中。沿海的许多州县发布了悬赏令，只要砍下一个葡萄牙人，就可以到官府领赏。这使得沿海的百姓对葡萄牙人恨之入骨，每当发现白种人，都恨不得拿刀砍之。
这样的局面让葡萄牙人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年。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香山晒货事件的发生，才为葡萄牙人带来了一丝转机。
这一年，一群葡萄牙船队停泊在广东香山县沿海。他们谎称自己是东南亚国家的“贡使”，请求借地曝晒船上的货物。他们通过大笔白银贿赂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等人，成功骗过了中国官员，得以占据澳门。
明朝并没有那么容易被骗。葡萄牙人来时，明朝广东早已严加戒备。之所以允诺他们暂居澳门，一是因为当时汪柏正集中兵力搜杀日本倭寇，不愿横生枝节；二是因为明朝正面临“两线作战”——北有蒙古骑兵侵扰，南有倭寇肆虐，导致南方赋税锐减。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也有人提出放松海禁，通过与葡萄牙人的贸易解决财政困难。葡萄牙人的得计也是顺理成章。
入住澳门后的葡萄牙人开始低调行事。他们在澳门设立集市，与沿海边民进行贸易。与双屿岛时期不同，此时的明朝已经懂得经济规则，但凡往来货物交易，都需要向市舶司缴纳赋税。加上葡萄牙人每年缴纳的租金，广东地区的赋税激增，经济十分繁荣。
葡萄牙人并没有一直甘心过这种低调的生活。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起，他们开始变得不老实。他们在澳门建楼盖房，甚至驻扎军队，将澳门变成他们永久的定居点。由于他们熟悉明朝官场规则，定期给当地官员孝敬，地方官们基本不理睬他们。
在这些庇护下，葡萄牙人又开始嚣张起来。他们人口、开办教堂、招纳沿海百姓入教。看到明朝并不太搭理他们，他们的胆子更加壮大了。最终，他们产生了将澳门变成葡萄牙领土的大胆念头。
带着这种念头，葡萄牙人开始挑衅。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一月，他们在澳门新落成的堂上挂起了“圣母踏龙头”的塑像，意图把中国踩在脚下。广东当地儒生告发后，明朝地方官大怒，勒令葡萄牙人拆除。但葡萄牙人开始拖延时间，一面敷衍，一面故意拖延。他们还借口经济困难，连定居当地的租金也打算赖账。
这次赖账事件让明朝官员意识到葡萄牙人的野心已经暴露。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租客的身份，而是想要占据澳门的主权。面对这样的挑衅，明朝官员们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他们先是以重兵包围澳门进行震慑，然后磨刀霍霍准备发起进攻。
此时的两广总兵俞大猷早已对葡萄牙人不满，这次更是决心严厉打击他们。他率领的军队强大且威武，让葡萄牙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局势葡萄牙人不得不屈服于明朝的权威之下重新认罪并支付应有的租金和税收以保住他们在澳门的存在。在金钱的诱惑下，莫吉亨决定放下仇恨，宽恕葡萄牙的过往行为。那尊象征冲突的“圣母踏龙头”雕塑，也被葡萄牙人主动摧毁。明朝强硬警告葡萄牙：若有人再敢犯法，必将追究其连坐责任。到了隆庆三年（1569年），明朝在澳门实施了严格的管理政策，禁止私通，严密保甲，并要求葡萄牙人每年向香山县缴纳五百两白银。从此，澳门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开始了它的繁荣发展之路。
经过一系列的波折，直至明朝灭亡前，葡萄牙人表现得相当顺从。在嘉靖朝之后的隆庆年间，他们甚至以防御倭寇为名，在澳门修筑了堡垒工事。他们对明朝的两广总督十分恭敬，每年献上丰厚的大笔白银。只要没有发生人命案件或拖欠租金赋税的情况，明朝对葡萄牙人的管理相对宽松。虽然日常生活中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主权问题上，明朝的态度坚决明确。尽管葡萄牙人在澳门设立了“总署”，并派驻官吏，但澳门始终被明朝划归在广东香山县的管辖之下。特别是在司法权方面，所有案件，无论大小，都由香山县县令审理解决，葡萄牙人没有任何司法权力。一旦他们拖欠贸易税赋和租金，明朝会采取包围、断水断粮等惩罚措施。明朝末年的澳门，并非领土割让，而是一个经济特区。
葡萄牙真正获得澳门的主权是在清朝入关之后。他们趁明末变乱之际，取消了应向中国缴纳的商税，只交租金。随后在清朝年间，他们向澳门派驻法官，掌握了澳门的司法大权。到了战争后，他们更是趁清朝国弱之机，强迫清于1887年签订《中葡会议早约》和《中葡友好通商协定》，正式确立澳门为葡萄牙的领土。清的软弱确实应对澳门的丢失负有责任。
但在明朝中后期，澳门这个经济特区对明王朝意义重大。东南沿海贸易日益繁荣，贸易税收的剧增充实了国库，为嘉靖朝之后的“隆万中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也从此开始日益扩大。大批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纷纷进入中国，而中国的士大夫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西方的天文、数学、水利、历法等方面的思想开始进入中国。正是通过澳门，明末科学家徐光启认识了传教士利玛窦，二人合作翻译了西方经典数学《几何原本》，这本书为中国的数学、物理、化学教育提供了基础术语。东方文明也影响了西方，儒家哲学思想的西传被后来的西方启蒙思想家所推崇，掀起了影响整个欧洲文明进程的“中国热”。可以说，小小的澳门是打开东西方文化壁垒的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