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如麻！即使罢官回乡也逃不过朱元璋的杀戮

传奇帝王朱元璋，登基后励精图治，国泰民安。他的疑心病极重，因此无数无辜之人因他而命丧黄泉。朱元璋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从乞丐到和尚，再到一国之君。虽在寺庙修行，但他始终心系天下，并未真正斩断尘缘。虽然他在寺庙的日子没有学到多少文字，许多字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但这并不影响他后来成为一位威震四方的皇帝。

成为皇帝后的朱元璋，自卑与护短的心理开始作祟。他因为一个字写错而痛下杀手，血流成河。他对事物的认知片面，仅凭个人的文化素质来判断臣下的奏折。只要奏折中有不如意之处，立即就会引发一场血腥的杀戮。任何与他身份有所忌讳的事物，都将成为触怒他的。

比如，光头这一身份对他来说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因为朱元璋曾做过和尚，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不愿被提及的过去。“光头”、“”等词都成为了他的忌讳。他对“贼”这个字也极为厌恶，对做过贼的人充满同情。他曾多次表示，做贼也是出于无奈，有谁愿意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选择做贼呢？他自己也是迫于无奈才加入红巾军造反。他的这种心理却导致了明朝海盗的肆虐。

其实，“贼”和“则”这两个同音字，从字眼上看并无太大关联。对于朱元璋来说，却常常将这两个词与做过和尚、做过贼的过往联系起来，一旦在文章中出现这些字眼，就会引发他的愤怒和杀戮。史料记载，许多文人因在表文中不慎使用这些字眼而惨遭不幸。

例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在《谢增俸表》中使用“作则垂宪”一词而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岑因在《祝万寿表》中写到“垂子孙而作则”被斩。福州府学训导伯景因在《贺冬至表》中提到“义则天下”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在《正旦贺表》中使用“建中作则”被处极刑。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写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看到后大怒，认为这不仅骂他是和尚，还骂他做过贼，于是下令满门抄斩，导致50余人因此丧命。

朱元璋对表文中的字眼、词句极为敏感，因做贼心虚，总会将文中的“则”字念成“贼”，并愤怒地表示有人胆敢骂他做过贼，用心险恶，理应处死。他不仅严格抠字眼，还对文中的词句十分忌讳。

怀州府学训导吕睿因在《谢赐马表》中使用“遥贶帝扉”一句而遭来杀身之祸。朱元璋对此大为恼怒，认为“帝扉”就是“帝非”，是在诽谤他。同样地，县学教谕贾翥因在《正元贺表》中使用“取法家魏”被朱元璋误解并愤怒处死。

朱元璋的这种敏感和忌讳心理导致了许多无辜者的死亡，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位帝王的矛盾和复杂心理。朱元璋时期的文化恐怖与文字狱

鬼影婆娑，秃发之谈，若有人胆敢提及，一旦被误会为对皇室的嘲讽或不敬，便会被冠以“和尚”之名，即刻推出处死，警示世人。

在毫州，训导林云因撰写《谢乐宫赐宴笺》时，文中一句“式君父以班爵禄”引发了一场风波。“式君父”被朱元璋误解为“死君父”的谐音，竟被认为是诅咒皇上。文字之间，含义生变，一条人命瞬间陨落。

尉氏县教谕许元制作的《万寿贺表》中，原本只是赞美之词“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在朱元璋的解读下，“法坤”成了“发髡”，“藻饰太平”则意为“早失太平”。如此解读，使许元也难逃一死。

在这样的文化恐怖之下，一些大臣为了自保，选择归隐田园，期望能避开这场无端的灾难。他们并未因此逃脱猜疑。那些弃官归家的人，被疑为心怀不轨，意图造反。

这是一个文字与生命交织的时代，一个因误解和猜疑而充满恐惧的时代。朱元璋的敏感和多疑，使得他的臣子们在文字间行走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触及逆鳞，引来杀身之祸。

那个时代的文化，被笼罩在恐惧之下，文字的魅力与力量被扭曲，人们生活在一种压抑与不安中。这不仅是对言论自由的践踏，更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这样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有的理想和追求。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社会的繁荣也因此受到了阻碍。这一切，都让人深感惋惜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