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的极端政治：前朝功臣司马光差点被掘墓

岭南：宋朝政治角力的流放胜境

一个年仅38岁的理想主义者，一生只做对了一件事——发动变法，但也只做错了一件事——停止变法。他，就是那位在宋朝历史舞台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改革者。

当宋神宗离世，哲宗年幼，朝廷大局如同一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高太后。这位女性统治者，果断地选择了守旧的元祐党人的精神领袖司马光作为宰相，将新法废“光”，新党赶“光”。岭南与海南，这些当时未开发的地带，因其瘴气重，成为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司马光的做法，如同推倒了一块辛辛苦苦砌了九年的花园，甚至连备受百姓欢迎的免役法也难逃被废的命运。他对新法的反对，源于其认死理的观念，认为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都是坏事儿。面对苏轼的劝说，他坚如磐石，不为所动。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蔡确在被流放途中写的诗，被人告发后，高太后愤怒异常。而当右相提议将蔡确贬到岭南时，他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这也让许多人担心，有一天自己也可能被“跨省”。

与此宋哲宗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不满于做龙椅上的傀儡。高太后虽然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但她恋权的特性让年轻的哲宗心生怨恨。在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日子里，宋哲宗在龙椅上只能看到朝中官员的屁股，因为他们在向高太后请示时，往往会忽略掉坐在龙椅上的他。这种境况让哲宗深感无奈与不满。

随着年纪的增长，宋哲宗开始渴望亲政，渴望继承父业。高太后病重时，意识到了少年的逆反心态，劝元祐党人主动退下。果然，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打击旧党，支持新法。这也标志着宋朝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转变。

在历史的长河中，岭南见证了无数政治角力，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但在这背后，更是宋朝政治斗争的缩影。每一位被流放的政客，背后都有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而他们的故事，也都在岭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宋哲宗时代，绍述之政的兴起与纷争

昔日曾被高太后与元祐党人逐出朝廷的变法派，如今纷纷回归中枢。章惇，作为领军人物，拜相后立刻着手恢复新法，对元祐党人展开清算。他主张的不仅是政策的回归，更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新评价，是对历史的拨乱反正。每一本账簿的摊开，每一件旧事的重提，都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在元祐年间，司马光等人主导放弃了西北的米脂等四寨给西夏，这一决策在当时的元祐党人看来，是出于谨慎与和平的考虑。在章惇的眼中，这却是过分怯懦之举。他不仅为司马光等十一人安上罪名，更是对他们已获得的荣誉进行剥夺。范纯仁当年的预言成真，如今元祐大臣多数被远贬岭南。

历史的轨迹似乎在某个时刻惊人的相似。宋哲宗无子嗣，其兄弟端王虽非神宗血脉，却在向太后与章惇等人的支持下成为新的皇帝——宋徽宗。向太后作为保守派，极度反感王安石与新党。在她垂帘听政的短短九个月里，宋朝政治再次经历动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

宋徽宗是宋朝历史上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与先祖神宗的精神品质相去甚远。有他在位，朝政混乱不堪，给宋朝带来了深重的危机。蔡京为首的变法派趁此机会把控朝政。他打着变法的旗帜，将许多正直官员不论保守或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徽宗立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对活着的人降职流放，死去的人则削去官衔。

王安石的新法到了蔡京手中已完全走样。原本旨在减轻百姓劳役负担的免役法，在蔡京一伙人的操作下，变成增加雇役税收、敲诈人民的手段。这样的变革，恐怕连王安石本人也会感到失望。

随着苏轼、范纯仁等名臣的离世，宋朝廷已成为尔虞我诈的肮脏之地。这个时代的小人们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党派利益；没有羞耻之心，只有贪欲之念。他们怀念的，是宋神宗时代那些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论道的时代。然而现实却是，这个乱哄哄的大酱缸里正孕育着一只只肥硕的蛆虫。宋王朝就在这样的内乱中慢慢堕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