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怎样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之际，京官的艰辛，世人皆知。那时，七品京官一年的俸禄仅有45两银子，再加上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总计也不过是135两。张之洞曾为京官算过一笔账，即使极度节俭，日常开销也要远超这些俸禄。为了弥补巨大的收支缺口，京官们不得不寻求外官的馈赠或是借贷。

外官因追求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会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这些馈赠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曾国藩虽少利用权力为他人办事，借债却成了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他的人品被公认，借钱对他来说并非难事。至1842年底，他已累计借银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提及“借”“欠”“窘”的字眼，生活的艰难跃然纸上。

曾国藩的人生并非只有艰辛。他后来选择墨绖从戎，创建湘军，开始了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的军队腐败严重，吃空额、扣兵饷等是军官们常见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能通过“截旷”和“扣建”致富。曾国藩虽为清廉之人，却也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一笔财富。但他并未因此沉迷于金钱，反而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帮助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不仅保持清廉之节，还坚信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易成大器。他在家信中表示：“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后辈失之骄。”即使官至极品，晚年生活仍然俭朴如初。他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都用于官中之事，未曾置屋增田。他日常饮食简单，男女婚嫁费用也极低，以此作为家训传承。

对于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以及地方应办之事，曾国藩却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之。这样的善举在薛福成的叙述中得到了体现：“其本身清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这段叙述并未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家人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绸帛。他升任总督后，鞋袜仍由家人制作。每晚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内，他夜阅公事时，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他通常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他的家人遵循了他的遗愿，办完丧事后并未收受任何礼物。曾国藩的一生虽历经艰辛，但他的清廉和节俭为他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