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里萧峰为什么会自杀？萧峰结

《天龙八部》的悲剧情调：萧峰之死与民族主义的纠葛

天龙八部，是一部饱含悲剧色彩的作品。这一点，读者皆可共鸣。而其中最为人们所难以接受的是萧峰的自杀。许多人或许对此结局难以接受，但深入，金庸如此安排，自有其深意。

当我们谈论民族主义时，我们是在谈论一种对本民族的忠诚、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热切追求。这种思潮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其中对本民族的狂热崇拜也潜藏着对其他民族的排斥与冲突。

天龙八部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宋辽时期。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用民族主义的框架来解读，但在这个时期，民族国家的轮廓已经若隐若现。天龙八部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武侠世界，更是对英雄如何走向毁灭的深刻剖析。

萧峰，这位英雄自出场便以功成名就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命运早已为他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三十多年前，因为他是契丹人，萧远山一家在中原探亲时遭遇血腥屠杀。这种“夷夏之辨”的观念深深根植于大宋侠义人士心中。萧峰身为契丹人，始终无法摆脱这一身份所带来的偏见与压力。

杏子林事件后，萧峰的身份被揭露，他开始遭受中原武林的排斥。支撑他复国仇的信念开始崩塌，他转向“家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更多的背叛与欺骗。他的复仇导致心爱的女人死于自己的掌下，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雁门关前，萧峰力阻辽王南下侵宋，他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呼吁和平。辽王并未接受他的建议，反而将他囚禁。在破草屋中，萧峰与少林大师的对话，透露出金庸对民族问题的深深思考。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倾向于展现那些超越常人、拥有美德的人被毁灭的过程。萧峰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的悲剧不仅源于身份的矛盾与冲突，更源于他所面临的困境：既要面对狭隘的民族观念所带来的压力，又要追求超越民族的和平与和谐。

萧峰之死，是对民族主义的深刻反思。他的悲剧性命运，既是他个人的困境，也是整个时代的困境。金庸通过萧峰之死，展示了在民族主义浪潮下小人物的身不由己与无奈，表达了对于民族和解、和平共处的深深呼唤。身为契丹人的我，萧峰，竟然助宋抗辽，使得辽国上下视我为不忠不义之徒。对此，我内心深感痛苦与挣扎。

段誉大哥，你为天下苍生，不仅拯救了大宋的百姓，也让大辽的兵将免遭战争的蹂躏。你的行为彰显了大忠大义，令人敬佩。

虚竹兄弟，你已经尽力了。若天下的帝王将相都能皈依我佛，也许世间就再无战乱之苦了。这毕竟只是我们的一个美好愿景。

关于未来的天平之日，我无从知晓它会在何时降临。金庸先生虽未学过国际政治，但他尝试给天下一条出路：让帝王将相都皈依我佛。他也明白这仅是纸上谈兵，现实中的萧峰仍是无路可走。

耶律洪基虽答应撤兵并永不侵宋，但他宣布我不配做契丹的子孙。我超越了民族立场的狭隘，却仍无法改变民族纷争的时代。我对天地无愧，却对不起我的同胞，也不被我的同胞所容。面对困境，我唯有以死来寻求解脱。

我始终铭记自己是契丹人，但我自幼在南朝长大，受汉人之恩。我曾誓言，在有生之年不会助辽侵宋，这不仅是为了大宋，也是为了能让大辽免受战乱之苦。今日我迫于形势，胁持皇上，成为大逆不道之人，是契丹的大罪人。我对皇上、对大辽都深感愧疚，已无法再立足于天地之间。

有人评论说我选择自杀是因为阿朱，认为我被汉人和辽人抛弃，天地间已无我的容身之处。这种分析虽有道理，但过于局限于情感。我们需要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去理解阿朱对我萧峰的精神象征意义。

我曾问阿朱：“如果我是契丹人，你还会照顾我吗？”阿朱温柔地回答：“汉人是人，契丹人也是人，又有什么贵贱之分？”她的爱，跨越了种族与国界的隔阂，给予了我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在困境中，是阿朱的爱让我找到了生的希望，也让我在无法解脱的困境中找到了死的勇气。也许，这就是我所追求的爱情与信仰的最高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