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费力学习唐朝制度，为何唐朝制度在日本只

今日，风趣网带大家探讨为何日本未能全面采纳唐朝制度的原因。让我们回溯历史长河，探寻其中的奥妙。

公元7-8世纪，日本派遣唐使前往中国，深入探索唐朝的典章制度。他们以唐朝为蓝本，试图构建所谓的“律令制国家”，将日本引领至真正的文明时代。尽管这种模仿给日本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实际上，日本在制度层面的学习并未深入。

在探讨日本是否更好地继承了唐朝优秀典范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日本在物质文化与艺术层面确实继承了唐朝的基因。当涉及到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制度文明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尽管日本在大化改新后建立了唐朝政治经济制度，但很快这种制度就被日本人所抛弃。

推古天皇时期的改革，尽管引进了中国政治理念中的君臣观念，并试图通过强调“君则天之，臣则地之”等理念来塑造新的社会秩序，但这种努力在面对强大的氏族豪强势力时显得苍白无力。他们所制定的“冠位12阶”，试图通过中国儒家学说来营造君臣之间的身份差距，但这种尝试很快就在旧氏族贵族的反扑中失败。

随后的大化改新，试图全面模仿唐制，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日本都未能成功复制唐朝的模式。例如，模仿唐朝的班田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公地公民制，但这种制度很快就因农民不堪重负而崩溃。日本只好转向永世私财法，允许农民拥有私产，这标志着日本开始走向私有化的道路。

在政治领域，改革派试图建立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行政系统，模仿唐朝的官僚制度。由于得不到农民的信赖和支持，这种改革在实践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日本不得不重新依赖当地的名门子弟来维持秩序，这些人在传统中有着深厚的影响力。

最终，在对氏族政治经济的冲击下，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氏族权贵的地位。他们开始对传统氏姓制度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天皇与核心氏族共同掌握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协商政治模式。这表明日本逐渐放弃了对于唐朝模式的学习与借鉴，走向了独特的政治社会文明。

那么，为什么日本最终选择了与西方社会类似的中世纪封建体制，而不是唐朝模式呢？这应从中国社会的特殊属性中寻找根源。从秦朝开始，中国形成了中央绝对碾压地方的单一化国家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传统豪族力量是必须彻底解构并消弭的存在。而日本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决定了他们无法完全复制唐朝的模式。

尽管日本在物质文化与艺术层面继承了唐朝的基因，但在制度层面，他们最终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过程，也是日本走向独特政治社会文明的历程。在魏晋南北朝这一中央集权相对弱化的时代，士族势力在地方与中央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峙关系。尽管农民起义与民族战争不断，它们依旧能在地方站稳脚跟，甚至其强大的经济基础足以与中央相抗衡。这些起义与战争最终还是会削弱地方豪强的经济基础，甚至带来大规模的肉体消灭。

唐朝之后，随着制度的不断推行和士族集团的彻底消亡，基层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权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举制度的兴起使得地方精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官僚体系完成了从地方精英到科举官僚的转化。秦制社会因此进入了巅峰状态，并得以长期保持。

以黄巢起义为例，这场起义对于士族的毁灭性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在日本这样的土地狭小、资源匮乏的国家，由于其特殊的社会环境，难以产生绝对权力的滋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豪族地主能够与中央王朝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协商共治”关系。

日本社会的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原因。由于日本没有经历长期的内外战乱摧毁，且没有科举制进行权力替换，豪族地主在社会中仍有一定的势力。他们与中央王朝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平衡的表现。这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日本的社会格局，都反映了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力之间的博弈和平衡。尽管背景、环境和制度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以及不同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