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都是怎样守城的 守城战术和器具有哪些

自古以来，“攻城拔寨”一直是战争的核心目标和主要动力。随着战争的频繁上演，城池成为了最重要的战争舞台之一。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群雄竞起，战争频繁且激烈。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诞生了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千余座城邑地名在《春秋》、《左传》、《国语》等古籍中留下深刻印记。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战事与攻城相关。在冷兵器时代，攻城的代价往往伴随着极高的伤亡率，这一现象在《孙子·谋攻》中得到了印证。孙子被誉为兵圣，他强调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在他看来，真正的上策在于“伐谋、伐交、伐兵”。

与此墨子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积极推广自己的“非攻”理念，并为此四处奔走。在墨子的著作《墨子》中，专门有篇章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和要点。尽管现今只留存了部分篇章，但依然能够窥见冷兵器时代城池防守的全貌。

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角度看，历代中原统治者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这种偏爱的背后，是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筑城防御”军事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

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城池防御在中国历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历代对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今天用“钢铁长城”来形容国防理念，都体现了城墙在战略防御中的核心作用。

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的形成，除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密切相关。中原民族习惯于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在平原之上，无险可守，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成为保护家园的最佳选择。

高大的城墙除了能抵御敌军的进攻，还具有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功能。在中国，“四塞以为固”的理念下，人们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书写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对于中国人对城池的偏爱，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自信。这种自信建立在人口繁荣、经济昌盛和文明发达的基础上。筑城的底气在于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建设、防御和守护。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用“万里长城永不倒”来抒发情感一样，这些都是民族自豪心理的生动写照。

在今天这个和平的时代，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守城”技术、理念和经验，不禁会对古人的智慧感到佩服。在这背后，我们还能够隐隐约约感受到祖先的一声幽叹。战争是残酷的，因此墨子主张兼爱和非攻。这种淳朴的意识也许正是古人对和平的渴望和对生命的珍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