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清官包公为何不贪！年薪两千万有必要贪么

包公在开封府任职的那些年，作为一把手，他的待遇可谓优渥。《职官志》记载，他每月享有三十石的粮食，其中米和麦子各占一半。还有柴禾二十捆、干草四十捆的供应。冬季，他还会额外获得十五枰的木炭。包公还享有每月一千五百贯的“公使钱”和一百贯的“添支钱”。

他在中央任职，头上戴着龙图阁直学士和尚书省右司郎中的高贵帽子。在开封当官，他享受的是副部级待遇的高级官员的尊严。朝廷还无偿划拨给他二十顷，也就是二千亩的职务耕地，允许他收租，而且不收国税。估计每亩能收一石租米，这项收入就达到了二千石。

那么，包公一年的收入究竟有多少呢？除了上述的实物供应，还有货币收入。按照当时的物价，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他的年收入约为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这个数目比当时一个州上缴中央的税收还要多得多。换算成现代的价值，他的年薪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二千八百多万。即使是现在效益好的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的老总，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

包公时代的官员生活，可谓轻松惬意。宋朝的官僚制度明确区分了“官”、“职”和“差遗”，使得官员们在工作中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且，官员们还能享受到各种福利待遇，如服务人员、生日礼品、退休福利等等。宋朝的公务员门槛相对较低，只要有耐心、身体好，即使水平不高，也有机会进入机关工作。

在这样的待遇下，包公为何还要坚持清廉从政呢？答案很明显，高薪从某种程度上已经为他提供了坚持清廉的动力。这种做法与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北宋的这种高薪政策有些离谱，不合国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北宋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同时还要给辽、金每年支付岁币和给西夏的岁赐，导致财政赤字巨大，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想象一下，包公那个时代的官员们，享受着如此优厚的待遇，他们有着足够的动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维护国家的稳定。这样的制度设计，或许能够激励官员们更加清廉从政，但也需要合理的控制和引导，避免因为过高的待遇而导致的不必要的浪费和财政危机。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