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大瘟疫向匈奴人下了毒手？

英国著名学者韦尔斯在其《世界史纲》中提到，汉朝和唐朝的中国或许因为一场波及全球的大瘟疫而陷入混乱。韦尔斯的描述似乎在暗示，东汉的灭亡或许是一场天灾的结果。当我们深入阅读历史资料时，会发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远超过我们想象。

早在汉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国就已出现了类似医院的组织。当时黄河一带旱灾频发，瘟疫横行。皇帝刘衍选择在适中的地方，利用较大的屋子设立医疗机构，免费为百姓治病。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临时时疫医院。

到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甘肃陇坻一带的军队中疫病流行，死亡率高达30-40%。皇甫规租赁民房，设立医药，集中治疗病患。他对士兵们的病情每日关注，赢得了全军的爱戴。当时的这种医疗组织被称为“庵庐”，类似于现代的野战医院。这说明，早在公元1世纪，瘟疫就已经在中国流行。

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时代出现在东西汉之间至东汉时期（公元1-3世纪）以及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在这两段时期，地理环境发生剧变，气候变迁激烈，导致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的失调及震荡。特别是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流行。张仲景与魏文帝曹丕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这场瘟疫的起源，有资料认为可能源自两汉征讨外族的战争。据《汉书》记载，匈奴使用病死的动物向汉军传播传染病。在西方历史记录中，也有对源自匈奴的疾病的描述。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在他的著作《Disease&History》中提到，匈奴人带来的新传染病造成了被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

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百年瘟疫造成无数尸骨，但它已成为现代人的遥远记忆。在三国时期，人们却经历了一场连绵不断的大瘟疫。从公元119年至217年，大瘟疫频繁爆发。《后汉书?五行志》留下了几行极简略的记载，提醒我们除了战争外，还有一个瘟神在肆虐。

三国赤壁之战时，军中爆发大疫。曹操为了应对疫情，采取了放火烧船的策略。这一历史事件被记录在《三国演义》中，但许多人未必知道这期间还伴随着如此严重的大瘟疫。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在历史的漩涡中，黄巾起义前夕的东汉末年，无疑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这一时期，瘟疫的肆虐尤为严重，特别是在灵帝执掌政权的15年间，瘟疫的爆发达到了惊人的五次。当民生凋敝、百姓流离之际，大疫的阴影与动荡的兵祸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原大地陷入了一种极度的恐怖和不安。

数字是最直观的证据。恒帝永寿二年，全国户数达到了1607万多户，人口也超过了5006万。到了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的户数只剩下149万多户，人口也锐减至仅存的十分之一，大约是560万零200多口。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还未包括战争和流动人口，但其惨烈程度已然让人心悸。

瘟疫的肆虐不仅仅波及平民百姓，连地位显赫的官僚也无法幸免。曹丕在写给吴质的信中曾深情地回忆：“昔年疾疫，亲故多罹起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些名字背后，是鲜活的生命在瘟疫面前的无奈消逝。就连著名的文人如王粲、阮痨等也未能幸免于这场大疫。可见这场瘟疫不仅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更在人们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恐惧和痛苦。

赤壁之战的传奇背后，也有一场瘟疫的阴影。曹操的83万大军在这场大战中遭遇了瘟疫的侵袭。《三国志》记载：“曹操军中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曹操在回信给孙权时虽然以之为借口自我解嘲，但不可否认的是，瘟疫确实对战争的胜负产生了重大影响。曹操在败军之后回到谯县时曾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甚至在献帝末年，瘟疫的肆虐依然严重。

这个时代的百姓生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每一次瘟疫的爆发都伴随着无数生命的消逝。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瘟疫成为了人们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这不仅是对肉体健康的摧残，更是对人们心灵的巨大打击。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人们不仅要面对战争的残酷，还要在瘟疫的阴影下艰难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