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身为晋王的时候非常贤德，为何登基后变了呢？

隋炀帝杨广登基后，大规模建设东都洛阳，开通大运河，多次征伐高丽，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雄心壮志，但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对于这位历史人物，感兴趣的读者或许可以在奇闻奇网一探究竟。

杨广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象，多以其残暴无道的一面为主。他在晋王时期展现出超凡的能力、贤德仁孝的光辉形象，但在登上皇位后，其行为却完全转向负面。这种前后反差巨大的形象，让人不禁产生疑惑。

或许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历史记载者故意采用夸大的笔法，以衬托其前后的反差，从而贬低其人格。另一种可能是，杨广早期的表现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只是单纯的争夺皇位，而在成为皇帝后，权力让他有机会实践政治抱负，但处理不当导致结果适得其反。

关于杨广的个人品行，历史记载中不乏劣迹。但至于这些记载是否完全真实，仍有待商榷。毕竟历史是由人书写的，难免带有主观色彩。例如，关于他“弑父娶母”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某些史书中，但总觉得不太可信，戏剧化抹黑的成分较大。

杨广在位期间，最大的工程是开凿大运河。这一工程便利了漕运、商业流通和文化交流，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机地融为一体。虽然大运河的开凿动用了大量民力，但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基础设施。

在隋朝开国时，国力强盛，但也经不起杨广这样大规模的折腾。他多次征伐高丽，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衰落。杨广热衷于炫耀国威，这种肤浅的炫耀被柏杨先生称为“大头症”，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杨广在北巡游时，派头浩大，随驾的卫士连绵五百多公里。他的举动虽然宣扬了国威，但也耗尽了民力和国家的资源。杨广在位期间的种种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建树，但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伤害。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皇帝都有其独特的治国理念和举措。杨广的经历和作为，既是其个人行为的体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这位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但无论如何评价，我们都应尊重历史事实，以客观的态度看待每一位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在启民可汗的宫廷中，杨广偶然间瞥见了高丽派遣至突厥的使者。他漫不经心地吩咐左右，自己即将前往古代的涿郡，也就是今日之北京。他命令高丽王高元届时前往涿郡，朝见他。

高元并未如期赴约，这让杨广颜面扫地。这位患有大头症的君王愤怒不已，仿佛发了狂似的，决定征讨高丽。他动员全国兵力，向涿郡集结，同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战争后勤准备。

造船工匠们冒着酷暑，日夜浸在水中赶工，疲惫和疾病使他们损失惨重，半数的人或累或病倒。运送粮食和兵器的队伍，在前往辽西的途中，因劳累和疾病死亡的人数高达十万之多。恰逢这一年黄河洪水肆虐，饥民无数，然而朝廷的征粮行动并未有所减缓。无法缴纳粮食的饥民被官府视为盗匪，他们及其家人遭受残酷的惩罚。在这般残酷压迫下，百姓无以为生，民怨沸腾，，天下大乱。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年，杨广依然坚持征发了130万军队，讨伐高丽。他的风采已不复存在，结果惨遭失败，损失了30多万人。

公元613年，杨广再次征伐高丽，但中途发生了杨玄感起义，他只能回军镇压，第二次东征被迫中止。

公元614年，在杨玄感起义被镇压后，隋炀帝再次下达征高丽的诏令。然而此时各地起义已经此起彼伏，民众纷纷逃避兵役。隋炀帝不顾国内形势，强行组织征伐行动。

高丽方面顶不住压力，高元申请投降。杨广虽然颜面有所恢复，但他也知道国内局势严峻，于是接受投降并下令撤军。“投降”后的高丽竟然拒绝见隋炀帝，这无疑是对他的极大嘲讽。隋炀帝愤怒至极，还想组织第四次征高丽。然而天下已经彻底乱套，他的计划再也无法实施。

杨广的三次征高丽之旅可谓是一波三折、颜面扫地。他的盲目自信和大头症般的决策，导致国内民不聊生、天下大乱。虽然他在某些时刻取得了所谓的“胜利”，但这些胜利都是极其可笑的。历史仿佛在嘲笑他的狂妄与无知，使得他在高丽的征伐之路最终化为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