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如英雄豪杰一般仗义疏财 梁上君子都惊呆

透过金钱的棱镜，我们可洞察苏东坡的人生观。这位文豪一生仕途坎坷，却始终保持超然物外的风度，如同云端漫步的仙人。这种洒脱，源于他对金钱的淡泊态度。

苏东坡并不看重金钱。他在《东坡志林》中坦言，自己遭遇窃贼并非因为家中藏有珍宝，而是因自己为人护葬，撰写祭文、题墓碑、写志铭而得到的润笔费吸引了贼人的注意。聪明的窃贼并不知道，苏东坡不蓄资财，每月的工资领了就花，对于所得的润笔、酬谢亦是如此。这种“散去”的洒脱，尽显苏东坡视金钱为外物，不受其牵绊的人生态度。

不仅如此，苏东坡还乐善好施。他的门生李廌家境贫寒，生活每况愈下。苏东坡见贤思齐，不仅将朝廷赐给自己的宝马相赠，还特撰《马券》作为李廌卖马的凭证。此举不仅解决了李廌的断炊之忧，更展现了他恤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的慈心与爱心，以及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细心。

苏东坡的仕途经年，虽俸禄丰厚，但他不忘节俭。在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生活一落千丈，他选择定计划、做预算，以节俭度日。他在写给秦少游的信中详谈了自己的“年度预算”，并分享了日常节俭的小妙招。可见，出手大方的苏东坡，也有分外节俭的一面。

从苏东坡对待金钱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窥探他如何对待义与利、荣与辱、苦与乐、得与失。他公正、正派、诚实、善良、豁达、洒脱、友爱、敦厚，这些品质都反映在他对金钱的超脱态度上。一个人若不计金钱得失，便不会终日营营苟苟、患得患失，更不会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苏东坡对金钱的超脱，实则是对人生的超脱。

曹睿迟迟不册立皇后，这背后有三个重要的原因。遵循父皇的先例，他在登基后也选择了按兵不动，并未立即册立皇后。曹睿在继位之初对母亲的去世深深怀念，他亲自过问母亲的死因并派人建庙祭祀，这样的举动暂时搁置了册立皇后的事宜。曹睿对虞氏的不满也成为了他迟疑的原因之一。相对于虞氏，同为河内郡人的毛氏更得曹睿的宠爱，她的地位甚至威胁到了正妻虞氏。这让身为皇太后的卞氏深感忧虑。

虞氏的内心充满了不满和牢骚。她甚至开始诅咒整个曹家的传统，认为他们偏爱出身低微的女子，不尊重世家大族。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怨气，甚至波及到了安慰她的卞太后。卞太后出身倡家，地位可能比毛氏还低，但虞氏的话语却毫不留情。卞太后愤怒之下，将虞氏罢黜并遣送至邺县居住。

曹睿随后册立毛氏为皇后。毛氏的父亲毛嘉因此被任命为奉车都尉，并被赐予诸多荣誉。尽管毛氏一族突然富贵起来，但他们与世家大族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曹睿试图通过命令朝臣去毛家饮宴来加强联系，然而毛嘉在宴席上的不得体举止却让他遭到了大家的耻笑。比如，在与士大夫交谈时，毛嘉常常自称“侯身”，这与当时自谦的“仆身”说法格格不入，显得不伦不类。

曹操以倡家出身的卞氏为王妃，曹丕以平民出身的郭氏为皇后，曹睿又册立了出身低微的车工之女毛氏为皇后。这种“三后之升，起于幽贱”的现象与汉代帝后多选于勋臣世家的传统有很大不同。有人将这种喜好归因于偶然和巧合，以及曹氏父子的思想解放。深入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种选择也许并非完全偶然，而是曹氏家族在政治上对世家大族的一种顾虑掺杂其中。考虑到后汉中期以来皇权被宦官和外戚两股势力所侵扰的历史背景，曹魏立国后在制度上禁绝宦官、外戚的干政。尽管宦官仍然存在，但已无法接触政治；外戚虽然富贵，但他们的干政行为也受到了诸多制约。不在世家大族中选立皇后也有曹氏家族的政治考量在其中。这个故事背后的复杂情感和政治纠葛引人入胜，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