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18集(建本《史记》之最)

《史记》——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

《史记》是我国最早且最优秀的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这部伟大的作品诞生于西汉时期，由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著。他逆境中忍辱发愤，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的精神，完成了这部煌煌不朽之作。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信史，而且在文学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先生更是将司马迁的历史功绩与孔子相提并论，誉之为“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史记》的流传历程颇为曲折。由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认为其中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不宜流布，因此司马迁只得将其写成正、副两部简册，“藏之名山，副(本)在京师”。在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它只能以传抄本的形式流传，使得当时能读到此书的人寥寥可数。

《史记》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始于北宋，尤其是到了南宋时，更是广为传颂。福建的刻书业繁荣，私宅和书坊纷纷竞相刊刻此书。现存最早的《史记》刻本是由宋绍兴十年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在裴骃的《史记集解》基础上刻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有一部南宋初建阳书坊无名氏刻印的《史记集解》，以及现存最早的合《史记》正文与司马贞《索隐》两家注的合刻本，由南宋乾道七年建阳蔡梦弼所刻。这些刻本书法劲秀，字迹清晰，备受后世藏书家赞誉。

随着历史的推进，《史记》的流传更为广泛。明代的廖铠、汪谅、王延喆、朱惟焯四种刻本的祖本，都是源于南宋庆元间建阳著名刻书家黄善夫的刻印本。黄善夫的刻本被誉为“稜角峭厉，是建本之最精者”，被历代藏书家视为至宝。黄善夫还刊刻了《两汉书》《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其他著作，是南宋庆元年间建阳的刻书名家。

在黄善夫刻本的流传和翻刻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明尚宝少卿王延喆，作为王文恪的小儿子，对黄善夫刻本《史记》的翻刻和使用留下了深刻的记录。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史记》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人们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珍视和传承。

《史记》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不仅记录了丰富的历史事实，还展现了司马迁卓越的历史观和文学才华。它的流传历程虽然曲折，但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学借鉴。在寿宁侯张鹤龄的妹妹、昭圣皇后的亲妹妹的家族之中，王延喆以其独特的个性和行为方式引人注目。他豪侈不羁，常常出入皇宫之中。有一天，一位书商带着黄善夫刻印的《史记》来到王家，出价黄金三百两。王延喆并未立即付款，而是让书商留下书籍。他迅速召集技艺精湛的刻书工匠，按照黄善夫刻本的原样进行复制，不到一个月便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个月期满，书商前来讨要书款时，王延喆却故作玄虚，将复制的书籍交给书商。书商不辨真伪，欣然接受。不久之后，书商意识到这部书籍与原先的宋刻本有所不同，遂又回到王家询问。王延喆大笑揭示了这个游戏的真相，并展示了新刻的数十部书籍。他如数支付书款，同时向书商展示他的新刻本，让书商欣喜若狂。王氏的刻本以其与黄善夫本几乎无异的行款、格式和字体，被后人用来冒充宋黄善夫本。这个故事揭示了黄善夫《史记》刻本在明代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王氏刻本的独特魅力。

除了上述故事，还有一本早于其他版本的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单刻本，那就是北宋嘉祐二年建邑王氏世翰堂刻本。此本为元中统二年平阳道段子成刻印《史记集解索隐》的祖本之一。这些历史细节都被详尽地记录在方彦寿的《福建古书之最》中。

方彦寿，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建刻书、书院出版和朱子文化等领域。他的著作包括《增订建阳刻书史》、《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与发展》和《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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