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最好做的生意不是茶叶丝绸或瓷器

在古老的大清国，生意经中的章节多彩且纷繁。最引人注目、最快捷的生意并非传统的茶叶、丝绸或瓷器，也并非因争议而闻名的，而是隐藏在“刺杀辱母案”背后的一种特殊生意——高利贷。

在《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的篇章中，一段记录揭示了在1803年，海外的资金被引进中国放贷，其年利率高达惊人的12%-20%，甚至有些利率飙升至40%。更令人震惊的是，短期借贷的月利率竟达到5%，换算成年利率即为惊人的60%。而在当时，英国市场的直接融资成本仅为3%，通过中间人获取资金的利率也通常在6%-12%之间。

这一时期，跨国高利贷生意在中英两国间蓬勃发展，成为最具生命力的商业活动。据《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所述，仅在1782年，广州商人的外债规模就已高达380.8万银元，这些款项大多来自他们在中国的销售款项，滞留在中国以追求高利贷利润。

这些渴望资金的商人，大多是持有清廷进出口许可证的商人。在资金问题上，他们常常面临困境。持证的商人数量本就不多，真正具备资金实力的更是凤毛麟角，仅三四家左右。剩余的大多数商人不得不依赖外商贷款以解决资金流动问题。

那么，当时的中国商人为何对资金如此渴求呢？原因多元且复杂。其一，当时的大清国尚未拥有成熟的资金市场，资金问题通常依赖社会借贷解决，这导致融资困难、成本高昂，高利贷因此横行。其二，商人们需要从内地采购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由于缺乏现代信用体系，他们只能进行现款结算，甚至需要预付货款，这占用了大量资金。

最为关键的是，为了获取外贸垄断许可证，中国商人不得不向有关部门“孝敬”。无论是朝廷官方还是各级官吏私人，都将他们视为提款机。尽管乾隆皇帝对外国奢侈品有着极大需求，但他并不自己承担费用，而是由这些商人买单，他们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贡品。

对于外商而言，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大部分业务，留给散客即“港脚商”的空间有限。他们最终在两国贸易的缝隙中找到了高利贷这一新的增长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利贷带来的压力迫使中国商人越来越深地卷入中，以获取更快捷的暴利。于是，在和高利贷的双重压力下，中英两国的贸易陷入了恶性循环，大清国的白银大量外流。

这个时代的生意经，既是一部融资与借贷的史诗，也是一部关于欲望与压力的悲剧。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商人们既是主角也是受害者，他们在追求利润的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