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案被告放弃自辩怎么回事 其母为儿子“免

【综合报道】7月15日，杀害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布伦特·克里斯滕森的量刑审判进入关键阶段。当日，被告的辩护律师召集了最后的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克里斯滕森的母亲、妹妹和监狱管理人员。而被告本人则选择放弃自我辩护。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的母亲艾伦·威廉姆斯悲痛地表示，如果她的儿子被判处死刑，这将是“可怕的、毁灭性的”。她谈及儿子的罪行时心情非常糟糕，但她仍然爱着自己的儿子。她还透露，克里斯滕森曾在年轻时遭受创伤，并可能因此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证言遭到了检方的反对。

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还播放了克里斯滕森的家庭录像以及他年幼时的影像，展现他温和的一面。在母亲作证的过程中，克里斯滕森似乎情绪非常低落，手中一直紧握着纸巾。他的妹妹安德里亚则回忆了他们共同成长的温馨童年，并表示她一直爱着她的哥哥，尽管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悲伤。

关于监狱管理人员的证言，表明克里斯滕森在监狱里与其他囚犯相处良好，遵守规则，没有违规行为。监狱环境相对人性化，囚犯可以享有多种活动和设施。

章莹颖家人的律师王志东指出，辩护方努力通过证人的证词将克里斯滕森的形象描绘得尽可能积极，以争取对其“免死”的判决。陪审团的讨论时间可能从几个小时到一两个星期不等，而最终的判决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死刑、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或者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判终身监禁。

辩方在证人选择方面展现了明显的策略。亲情牌的运用至关重要。从被告的父亲开场到母亲和妹妹的悲情作证，辩方试图以此打动陪审团。辩方证人的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包括家庭成员、朋友、同事、老师等，展现了被告人的多面形象。与此控方则主要传唤了章莹颖的亲友和老师等作为证人，并播放了记录章莹颖成长和求学的视频，以展现受害者的形象和影响。辩方还倾向于选择能够展现克里斯滕森积极改变和成长经历的证人。这样的策略旨在向陪审团展示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以期望减轻刑罚。总体而言，这场庭审不仅是对法律的考验，更是对人性和情感的考验。辩方力图描绘出一个复杂而多面的罪犯形象：一位原本表现优秀，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人，却在短短的时间内，生活天翻地覆，逐渐走向犯罪的深渊。他们着重突出了罪犯在案发前的一两年里所经历的变化，酗酒成为了他生活的主旋律，这不仅导致他的学业成绩直线下滑，更让他的婚姻走向终点。

在心理层面，辩方引入了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三位咨询师作为证人，力图证明咨询中心在处理克里斯滕森的自杀和倾向时，未能遵循标准程序，采取必要的跟进措施。这一策略试图为罪犯的犯罪行为寻找外部因素，暗示其犯罪可能受到心理服务的不足的影响。

而在推诿方面，辩方似乎试图将责任归咎于多方因素：家庭遗传导致的酗酒、因酗酒引发的生活困境，甚至心理咨询中心的疏忽，都可能成为罪犯走向犯罪的推手。这种策略试图将责任分散，避免将全部责任归咎于罪犯个人。

克里斯滕森的父亲在作证时表现出的情感，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的话语似乎在向陪审团传达一种压力：判处死刑可能带来的后果。辩方似乎在尝试通过情感诉求来影响陪审团的决策。这样的策略可能触动人心，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对公正裁决的质疑。

关于被告克里斯滕森，他至今没有透露章莹颖遗体的下落，这使得检方认为他并未表现出任何悔意。辩方的策略似乎更倾向于回避问题的核心，而更多地关注在外部环境和心理因素上。这种策略是否能够影响陪审团和公众的观感，尚待观察。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联邦死刑资源顾问发布的数据，尽管有大量的死刑判决，但其中仅有少数被判死刑的罪犯最终被处决。这意味着对于克里斯滕森而言，尽管被判处死刑，但其上诉过程可能会持续多年。如果他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那么辩方的上诉动力可能会大大降低。终身监禁对于克里斯滕森而言意味着他将老死狱中，这无疑是对其个人自由的彻底剥夺。这种判决的结果无疑会对他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