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张奢华的乾隆靠什么维持自己“节俭圣君”的

在清代的历史长河中，税关志为我们揭示了一种独特的财政现象。香坂昌纪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指明了这一点，但背后的故事仍然引人入胜。乾隆时期的税关监督并非普通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内务府的包衣，身负重任，既要为皇帝节省开支，又要确保税关收入充实国库。这些监督们为了表达对皇帝的忠诚，常常通过奏折向皇帝汇报，展示他们如何节俭开支并将银两上交皇帝。这一过程并非朝廷官员的协议结果，而是皇帝与税关监督之间的直接沟通。

当涉及到税关监督的贪腐问题时，皇帝也展现出了果断的一面。一旦发现有官员贪污，皇帝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抄家等手段，将财产收归内务府。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我们看到了乾隆皇帝在统治这个庞大帝国时的微妙之处，正大光明之外的奥妙也尽显无疑。

每年，乾隆皇帝从关税中获得的收入估计在六十万至八十万两之间，这笔巨大的收入却完全在户部的监管之外。被任命为税关监督的官员，可能因为税收额度未完成或贪腐而遭受罚俸或查抄家产，这些收入同样进入内务府，而非户部。更令人惊讶的是，关税收入的15%至20%都会流入内务府。

作者深入研究税关与皇室收入的关系，其中《宫中朱批奏折》成为了她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各关各年交解内务府盈余数》的统计，让我们看到了山海关、张家口和杀虎口等关口的税收情况。特别是杀虎口的记录，显示内务府提解关税盈余有定额化的趋势。

内务府的当铺业务也有着相似的运作模式。以皇权为信用担保，它们在资本市场中如鱼得水。这些当铺是官方资本经营的手段，资金来源除了内务府拨款，还包括收回的八旗经营当铺资金。这些当铺对内务府来说，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皇帝在国家财政之外设立一个“钱袋子”，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制度建设的需要。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大部分是皇帝的自由。而乾隆皇帝收到的钱，大多用于藏传佛教，旨在维护蒙地与西藏的安定团结。这种资金流动的背后，是皇帝与垄断型商人的默契。垄断商人通过报效皇帝以求庇护，而皇帝则通过扶持这些商人收取巨额收入。这其实是一种权力寻租的现象，从长远来看，对经济的伤害不容小觑。

作者书中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并引起了我深思。它揭示了清代财政制度的某些真相，也让我们对乾隆皇帝的财政策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段话值得每一个读者仔细品味，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