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是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为何后世的

刘歆，字子骏，是西汉时期的皇族，出生于沛县（今江苏沛县）。他是一位杰出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被誉为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在中国儒学史上，他既是重要人物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刘歆少年时期就已精通今文《诗》、《书》。后来，他又深入研究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因其深厚的经学造诣和出色的文学才能，他被召入宫中，担任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他受诏与其父刘向共同校理“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整理图书。

在长期的校理过程中，刘歆接触到了大量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对此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的主要贡献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刘歆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将《易经》置于首位。他认为六艺之文以《易》为原，对《易经》颇有研究。他对比了各种《易经》的隶书本，确定了费氏《易》为古文经典。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历代志书和目录所采纳。

刘歆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公开，使更多士人有机会学习。他发现了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文《尚书》与《逸礼》，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他还披露了孔壁古书的事实，推动了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

第三，刘歆将《毛诗》归为古文经典。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认识到《毛诗》是子夏所传，开始将其列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

第四，刘歆对《春秋》进行了重新整理，注重阐发全书的微言大义。他对《左传》的研究尤为深入，引传文以解经，使《左传》成为《春秋》学的一家重要学派。他还强调了左丘明这个传说人物的可靠性，以此来抬高《左传》在六艺书中的地位。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汉哀帝即位时，他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尽管遭到今文经博士的抵制，他仍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立场，并写下了重要的文献《移让太常博士书》。

刘歆的一生致力于古文经典的整理与研究，为西汉古文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学术成就和对经学的热爱使他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受人尊敬的先驱者。在汉兴的七八十年间，尽管经书广泛传播，学官和博士纷纷建立，但离全经的真正传承已经相当遥远。刘歆在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发现，介绍了秘府所藏的左丘明撰写的《春秋》古文本。他指责太常博士们保守且固执，只顾维护自己的见解，缺乏公正的学术态度。刘歆强调，应该接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将古文经列为学官，如同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一样，即使观点相反，也应并存。

刘歆的言辞恳切，却引发了太常博士们的怨恨。大司空愤怒地指责他扰乱旧章，毁损先帝的立制。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认为他只是想推广道术，但刘歆还是得罪了当权大臣，被今文博士们嘲讽，被迫离开京城担任地方官。数年后，他因病免官，居家不出。

汉平帝即位后，刘歆重新被起用，成为了王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王莽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溢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在这些活动背后，隐藏着王莽的祸心。而在当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失去了纯粹的学术意义，成为了王莽政治阴谋的一部分。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他开始称《周官》为《周礼》，并根据《周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左将军公孙禄批评刘歆颠倒五经，令学士疑惑。

身陷政治旋涡的刘歆，也曾试图挣脱。他谋划诛杀王莽，但事情泄露后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但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七略》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有梗概留存。尽管一些作品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已佚失，但仍有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刘歆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和矛盾。他在经学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是古文经学的倡导者。他也深陷政治漩涡，虽然曾试图以学术服务于政治，但最终却未能摆脱政治的束缚。他的经历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在权力斗争中的困境和无奈。他的著作虽然部分散佚，但仍有一部分得以保存，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