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做生意有多难？

在清朝的广州，有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行商。这些行商扮演着与外国人交易的角色，既是商业利润的追逐者，又是官方与外商之间的桥梁，承担着收取税费和担保外国人合法经营的责任。这种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意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在当时的广东，“十三行”中，洋行的寿命短暂得令人惊讶，许多洋行在短短几十年间便纷纷倒闭。

这种商业模式的艰难并非源于行商们的经营无能，而是因为清朝官员的贪婪和不讲规则。一旦外商出现违规行为，行商就要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遭受重大损失。比如怡和行的一次遭遇，仅仅因为船上会计员将两对私人手表带到了岸上，就被认定为偷税漏税，遭受了巨额罚款。

除了随意罚款，清朝官员还会在灾荒、皇帝生日等特殊时期对行商进行额外的剥削。行商们不仅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责任，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压力。在清朝后期与外国开战的日子里，行商更是成为了官员们口中的“唐僧肉”，被迫承担巨额赎城费和战争赔偿。

伍秉鉴是行商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因为不堪忍受官员的剥削和压迫，甚至产生了移民美国的想法。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这不仅是个人的无奈选择，更是对清朝官员贪婪和不讲规则行为的深刻控诉。

在正常情况下，官员和商人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群体。商人按照国家规定纳税后，就不应再受到额外的剥削和压迫。但在清朝那个特殊的时代，商人的命运被官员牢牢掌握。这不仅让商人苦不堪言，更让整个社会承受了沉重的代价。

当官员的贪婪落在商人身上时，整个社会都会感到疼痛。如果商业环境清明、宽松，商人能够顺利做生意并赚钱，那么他们就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科研投入，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商业的繁荣也会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源，用于发展教育、医疗等事业，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这样的国家自然会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当官员肆无忌惮地剥削商人时，商业就会失去活力，国家财源也会受到影响。像伍秉鉴这样的商人，在受到官员的剥削和压迫后，很难再有心赚钱干大事，更不可能想到如何用自己的财富报效国家。这样的国家自然会越来越衰落。

清朝官员的贪婪和不讲规则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代价。这不仅让商人苦不堪言，更让国家的未来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