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鲁迅在中山大学当教授收入多少

在大陆与香港，教授的待遇差异显著。香港的教授年薪高达一百多万甚至几百万，而大陆的教授即使加上各种奖金和补贴，年收入也仅在几十万元。这种差异使得内地的教授难免不羡慕香港的同行。

时光回溯到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那时的鲁迅收入颇丰，具体数额可从他的日记中一探究竟。鲁迅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每个月的薪水发放情况，虽然有时会有延迟，但始终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收入全部以银元计算。实际上，他的薪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小洋，另一部分则是库劵。小洋是一种在广东广泛流通的货币，而库劵则是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即使如此，鲁迅的收入在当时仍属较高水平。

鲁迅在北洋教育部和厦门大学的收入也显示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山大学，他的收入更是远超普通家庭。据调查，广州市区大多数家庭的月收入仅在15至50元毫洋之间，而鲁迅一人的收入相当于十几个家庭的总收入。

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大腕，他们的收入远超普通人，这与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地位相符。鲁迅在文坛上的声望极高，其忠实读者遍布全国。而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毫无名气的普通教师也能获得让普通人羡慕的薪水。例如，女作家潘柳黛在肄业后担任小学教师的月薪是35块大洋，这是纱厂熟练技工的三倍。

再来看广州教师的薪资水平，即使是在最低级别的九级教师，其月薪也有30元毫洋，远超过广州市区工人家庭的平均月收入。这表明在民国时代，文化人的地位极高，教师的待遇也非常优厚。这一状况反映了民国时代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

无论是知名文人还是普通教师，在民国时代他们的收入都足以让人羡慕。这不仅体现了文化人的社会地位，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时代，知识分子们的生活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悠然自得。相反，他们的待遇经历了一场从云端跌落至谷底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始于动荡不安的抗日战争时期。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无论是发行的法币，还是伪满发行的，亦或是在根据地发行的边币，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尽管教师和公务员的薪水频繁上涨，但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货币贬值的脚步。

在那个时代，货币的贬值如同脱缰的野马，肆意狂奔。土财主们因手中有粮食而心中不慌；小商小贩和小市民们通过囤积物品，也能抵御部分货币贬值的冲击。公务员们则依靠特权，可以偷吃偷拿。唯独教师们陷入了困境。他们的收入急剧下降，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他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谋生，如卖书、典当和借贷。曾经的他们，是令人羡慕的凤凰，但如今却变成了被人讥笑的穷书生。甚至，连一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未必对他们投以尊重的目光。这一“脑体倒挂”的现象，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仍持续存在，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教师们在这个时代的挣扎与困境，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的艰辛，更折射出整个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的经历，是民国时代一个鲜明的缩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