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楼女子身价值多少？最贱者竟仅值一文钱
以人的价值谈身价，似乎是对个体尊重和认同的缺失。我们不应以量化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现实中，诸如文体明星的身价经常被提及，这背后或许隐含着身份地位的引申。关于古代女性的身价，历史典故与文学作品均有记载。
早在春秋时期，人口买卖已合法化，女奴尤为常见，由此产生了身价这一概念。身价如何评定？并非根据体重，而是根据品质与才艺。男奴隶若体格健壮则价高，女奴隶若姿色艺业出众亦价高。此定价标准延续至晚清民国时期。
古代女性身价差距极大。例如，周幽王千金买笑的褒姒，其身价千金；而《红楼梦》中的晴雯则几乎无法量化。至于妾的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万不等。妾多为购买，其价格通常较低。也有例外，如济北王曾以高价购买一个妾。大老婆的身价则更难以确定，尽管被视为三媒六证娶回的，但其价值未必高昂。有些贫困家庭甚至到了将妻子典卖的地步。
古代的身价则更容易量化。名妓的身价通常较高，而民间私妓的身价则相对较低。例如，宋代李师师便是历史上身价最高的之一，与她交往的多为历史名流。
无论是妾、妻还是，古代女性的身价都与她们的容貌、才艺、身份等因素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以此衡量她们的价值和尊严。历史上身价的高低，并不能代表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价值。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无论其身价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尽量避免以身价来衡量他人，而是更加注重人格、品德和能力等方面的评价。秦少游的中年困境，据传是因为他将多年的宦囊贡献给了李师师。这一故事在野史中有诸多记载，如《翁天脞语》里提到的山东巨寇宋江潜入东京访师师的事迹，就出自《水浒传》的蓝本。宋江当时为了拜访李师师，不惜花费重金，这也反映了古代青楼女子的身价之高。古代的青楼中，也有身价相对低廉的，如唐代笔记小说中的秀娥。贾岛对她产生好感后，虽身无分文，但也留宿于秀娥家。次日醒来才发现自己身处妓院，而秀娥并未收取任何费用，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一文钱。
古代的青楼有所谓的“雅妓”，她们色艺双全，才艺广泛，如诗文、书画、琴棋甚至烹饪等，其中度曲、演唱是基础。这类妓院被称为“曲中”，原为才子佳人相聚之地。随着需求扩大，青楼行业逐渐变化，出现了仅供肉欲、以色事人者，如旧北京之八大胡同。明末的秦淮香艳与此不同，南京的欢场已有不同类型和档次，如珠市和南市。珠市的客人多为富商大贾，而秦淮则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
贡院作为科举高级别考场，与秦淮南岸的旧院隔河相望。这座贡院规模宏大，可容二万余人考试。它的建成并不早，最初每次科举都借京卫武学之地进行，直至景泰五年才改造为试院。令人心生异样的的是，贡院的建立与锦衣卫纪纲的府邸旧址有关。纪纲是朱棣手下的大特务头子，手段血腥，而贡院建于他的府邸旧址，反差极大。
秦淮香艳的繁荣史与旧院和贡院的相互呼应密不可分。南岸的旖旎风光以北岸的文采为背景，而北岸的文采也受南岸的滋养与激发。二者相互激发，形成了余怀所概括的“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繁华景象。
从时间上看，河对岸的勾栏瓦舍早于贡院之建。秦淮河一带作为欢场由来已久，早在元人萨都剌的诗词中就有记载。而南岸的旧院，在洪武年间就已存在，为官妓十六楼之一。但随着贡院的建立，这一带妓院逐渐衍变为“雅游”之地。可以说，贡院的建立是秦淮香艳发展史的一大节点。对于古代的生涯和命运，我们可以从上述故事中略见一斑，同时也感受到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衣冠文物与文采风流，这八个字凝聚了秦淮香艳的灵魂。若抽掉它们，秦淮香艳与八大胡同便无甚区别，难以成就其独特的“佳话”。
这八个字也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何贡院虽遍布各省，却只有南京孕育出了独特的秦淮香艳文化，催生出“旧院与贡院遥对”的盛景？答案很简单，各地的文物与文采之繁荣，无法与南京相提并论。要深入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溯其历史渊源。
自物质与精神文明重心因自然条件的变化及北方蛮族的冲击而南移，南京的地位逐渐凸显。这一趋势在晋代起就开始了，东晋、六朝为第一浪潮，南宋为第二浪潮，明代为第三浪潮。经过这三大浪潮的推动，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成为定局。黄宗羲曾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明代三百年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经济繁荣可见一斑。
物力如此，文化亦随之。在唐宋时期，人文重心仍以北方为主，一流诗哲多出于黄河流域。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明代以后，文化重心明显转向南方，特别是集中在东南一隅。有学者依省籍统计明代“三鼎甲”人数，结果显示东南一带人数几乎为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其中南直隶一省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
这种盛衰之比甚至促使明朝实施一项特殊政策。在《明史·选举二》中，专门讲到了“南卷”与“北卷”的问题。初期，科举考试并不区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的会试结果引发争议，朱元璋大怒，认为录取偏向南方。客观上，南北两地文教水准存在巨大反差。朝廷不得不实行“南北卷”政策，强制分配南北两地考生的名额。
朝廷的这一举措是无可奈何之举，无论是出于文化平衡发展的考虑，还是政治需要。尽管实施了“南北卷”政策，北方的人才劣势并未彻底改观。南方的强势不仅得以保持，而且一直在缓慢坚定地增长。自万历以降，这一势头达到顶点，东林崛起便是标志之一。东南士夫势力之强，甚至足以与皇帝叫板。
及至满清取代朱明，南方的文化优势才真正被扼止。满清不仅在地理上处于“北方”，更在文化上被视为“蛮夷”。满清入主之后不久即着手打压南方。康雍乾时期的几次大的文字狱，对象均为南籍士子。这不仅体现了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也隐含了地域相抗的意味。这一过程中，南方在文化上的压倒优势以及南方士林的气势终于稍减。
近代以来，南北间的抑扬再次谱写新篇。清室的衰微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从晚清重臣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活跃人物几乎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已经持续了一千六七百年，至今仍然在网络中时常引发讨论。
以物质和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尤为突出。它是唯一堪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是物质和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一趋势而形成了持续建都史。南京的历史共有三个峰值：从三国孙吴经东晋到六朝的时期、明代以及中华民国。这三个时间点都是重要的历史转折阶段，见证了南京的辉煌和衰落，也见证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从历史视角解读南京与金陵的独特地位与变迁
南京，一座历经风霜雨雪的古老城市，仿佛时间的印记深深地烙印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段段历史的见证。从政治的角度，南京的头等地位无可置疑，但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更是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宛如文明的节点与标识。
追溯南京的文明历程，二千年来的汉唐，长安与金陵无疑是两座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它们各自演绎了北南两段繁缛，共同呈示和见证了文明重心的南渡史。汉唐时期的长安与明清时期的金陵，在人心目中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正如《明夷待访录》所谈及的那样，金陵之于曹雪芹，一如长安之于司马相如、王维等。
金陵之于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个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符号。从秦淮河香艳的鼎盛期可以看出，这个城市似乎总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高潮。崇祯、弘光两朝，秦淮河的香艳真正达到了鼎盛，而这些都与金陵的文化和历史积淀息息相关。秦淮名妓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积淀。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贡院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但真正的爆发点还是在崇祯以后。这是因为复社的出现，使得金陵再次成为政治与文化的交汇点。那种热烈的氛围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更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如茅盾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革命的氛围中总是伴随着荷尔蒙的气息。
南京的历史变迁不仅仅是一段段政治兴废的记录，更是一部充满文化沧桑与沉浮的历史长卷。每一个王朝的更迭，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在南京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从古代诸大城中独南京形成了“金陵怀古”这固定的诗吟主题，无数诗人至此禁睹物伤情，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这正说明了南京在历史与文化上的特殊地位。
当我们站在现代的角度回望南京，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一个政治中心，更看到了一个文明的节点。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文化的璀璨。南京，一个永远让人心驰神往的城市。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武汉和上海，一种独特的氛围弥漫在空气中，特别是在南京，这种氛围似乎更为浓厚。革命与荷尔蒙相互刺激，共同演绎着时代的激情。
当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涌现。仿佛秦淮河畔的喧嚣与浪漫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放浪形骸，成为了一种革命情绪的体现。正如我们读《同人集》，复社诸人的体验与后日的怀想，不仅仅是荷尔蒙的发作，更是革命情绪的高涨。他们在情场中追求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场。政治正确为他们赢得了性的肯定，而性的肯定又使他们的政治激情更加激昂。
从庚午年起，南京似乎就带有明末“青年革命中心”的意味。那时，北方饥荒和战乱尚未波及至此，京师政坛的纷争也未曾在此留下痕迹。南京的思想和文化深受复社影响，阮大铖曾警告复社势力之大足以造反。的确，复社集会规模庞大，山呼海啸，东南一带的文化脉络尽为其掌控。
那段时间的南京，天下多故，而江左尚晏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立名氏。他们虽不是举人，但身后有复社这一强大组织的背景。他们“雄怀顾盼”，真正的原因是掌握着思想和舆论的力量。他们通过思想、舆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获取了实际政治影响力。
这一时期的南京城是帝制下的一座非典型城市。体制和官僚系统似乎失位，那些学子们不仅占领了思想文化的制高点、引领了舆论，还在社会现实层面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他们以实际行动挑战着政治秩序，试图开辟一条从官场之外参与政治的新途径。他们的组织化行动，明确指向这一意图，将其付诸实践。
复社的政治斗争史中，《留都防乱揭帖》是辉煌的一页。阮大铖在南京人脉极广，却被逼得遁形荒郊，不敢入城。这一事件的突出意义在于，它的成功完全是思想、舆论的成功。整个过程，复社学子未倚靠权力后台，仅凭借思想和笔锋击退了阮大铖。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显示了从精神和思想上组织起来的社会改革力量可以在权力之外单独形成，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
秦淮河岸边容光焕发、纵情荡冶的情侣，与盛大集会、街谈巷议的政治热情、集体围观的大字报一起，构成了明末南京独特氛围的生动写照。这座非典型的帝制城市，在传统角度下显得陌生，似乎出现了不符合古代城市秩序与特点的新兴力量。这种氛围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革命时期的城市更为相似，展现了人们在追求理想、挑战权威过程中的自由与激情。在十七世纪初的南京，一场独特的时代风貌展现在世人眼前，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革命”与“爱情”这两个字眼。它们如双璧人，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那段时间南京的基本风貌。这种结合，在帝制时代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整个帝制时代，再无第二座城市有过这样的状态。
在清代同治的诗人秦际唐的笔下，他读《板桥杂记》时，深深被秦淮河畔的风情所吸引。他将从书中得来的印象，归结于那句“家家夫婿是东林”。虽然这是诗家的夸张之语，未必真的每家每户都是如此，但秦淮名姬与东林订情的风气，确实风靡一时。否则，《桃花扇》亦无托名士名姬抒兴亡之叹的灵感。
当我们深入南京的“革命与爱情”时，不禁让人联想到近代的文艺题材。革命与爱情的结合，是近代以来才有的题材，如同外国的《牛虻》和中国的《青春之歌》。过去的爱情题材，多局限于爱情本身，直到《牡丹亭》、《红楼梦》等作品的出现，虽然也动人，但在现代人的眼中，似乎缺少一些宽广和。
《桃花扇》却打破了这一贯的爱情模式。在孔尚任的笔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老套的郎情妾意，而是全新的革命加爱情。爱情文学在《桃花扇》中真正破了古典藩篱，具有近代意味。这部作品所处的格局前所未有，为什么呢？因为艺术源于生活，《桃花扇》的跳出旧窠臼，并非孔尚任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完全来自崇祯、弘间秦淮两岸的现实本身。孔尚任是在大量史著和实地走访的基础上，依照史实写成。《桃花扇》之奇，奇就奇在现实之奇，是明末南京的全新爱情孕育了这部作品。
深入了解秦淮香艳的人，都能在男欢女爱中看到更具重量和力度的东西。继《桃花扇》之后，从同样背景引出的另一名作——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丰富气象。这部作品不仅是对钱柳诗篇什的挖掘和解读，更是对那个时代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珍视和弘扬。
李香与侯方域的故事引出《桃花扇》，柳如是与钱谦益的故事引出《柳如是别传》。两作都力能扛鼎，除了作者的功力与贡献，我们也惊叹于那个时代蕴藏之富、气象之奇。短短十几年间，却有那么多的瑰意奇行、可风可传的人与事。
人类的骀荡淫佚并不仅仅在腐朽没落时才会表现，当面临解放或处在渴望解放的苦闷之下也会有表现。北美六十年代的性解放多半就是社会变革苦闷所致。当我们观察明末崇、弘间南京的秦淮香艳时，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
读《同人集》、《板桥杂记》等书籍时，我们总会联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与“世纪末”时期巴黎塞纳河左岸的相似。那里充斥着从精神和肉体上的自我放逐、以漂泊、流浪为乐事的反传统艺术家。而崇、弘之间的南京也有着类似的群体——那些因赶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举子，他们滞留南京多年，参加一次又一次的乡试却一次又一次失利却仿佛乐此不疲、心满意足。他们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都与那个时代的艺术现象息息相关。冒辟疆在桃叶渡大会上的赋诗放歌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昨日浪饮桃花南今日浪饮恶木西自笑飘流若无主逃酣寄傲天地宽。这些诗句中的字眼如浪饮、飘流、无主等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们的自由放纵和对生活的独特追求。这不就是解放的一代吗？他们追求自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化走向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艺术素材和文化内涵。他们深深地热爱并享受着南京的韵味，秦淮河畔成了他们精神的归宿。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虽生活并不阔绰，有的只能住在小阁楼或亭子间，如同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人一般，却体验着自由、充实的生活，与四方的同仁共享着快乐。如明代书生般，他们无拘无束，思想充实，生活情状生动鲜活，与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和学生思想群落的景象无异。
旧院成为这些精神流浪者的极佳的润滑剂。性的风骚和思想的风骚在这里交融，激发出新的生命意识，人们在放纵和游荡中获得了更多的能量和刺激。在秦淮河畔，南京成为了公共思想的空间，证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跃和人们开展思想交流的强烈需求。这里不仅有男欢女爱的欢愉，更有思想的碰撞和交融。
这种场所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庙堂”式思想空间的束缚，人们在这里的言谈不再受拘束，而是放任自由。秦淮河畔的个性不再是独自幽静的弹琴长啸，而是指向社会解放，以历史变革为己任，追求群体价值的认同。
聚会、宴饮、放谈，追逐名媛、沉醉爱情，这样的场景让人想起十八世纪欧洲的小说、戏剧、诗歌等中所描绘的情景。早一百年的南京，也有着同样的时代和精神气质。然而历史的变迁，将这一切扫入空无。现今的人们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秦淮香艳，仅将其视为花间月下的风流韵事。
余怀以将近耄耋之年写就的《板桥杂记》，记录了他对那段历史的深深怀念。他效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以笔墨为南京那段被称之“革命与爱情”的历史留下见证。书中感叹，变革后，“蒿藜满眼”，昔日繁华已成过眼云烟。余怀的心永远留在了那段夭折的历史中，那是一段我们今天已无法触及的过去。
青楼女子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她们的美貌和风情，更在于她们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即使是最卑微的女子，也有着她们独特的价值和尊严。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频道，一起历史的真相与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