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吏的收入除了固定年薪还有规

深入翻阅清代的《江油县志》，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县治格局与吏治生态。在那一时期，江油县的官职体系精简，官员数量有限，但县衙的运作却离不开众多的县吏。这些县吏的薪资状况却异常微薄，与知县等官员的待遇相比，差距悬殊。

据《江油县志》记载，那时的县级中，被称为“官”的仅有知县、巡检、典史、教谕和训导等寥寥数人。而知县的年薪加上养廉银共计645两，而大多数县吏的年薪却仅有6两，差距悬殊至极。这些县吏包括门子、皂隶、马快、仵作等工种，他们虽然职务不同，但工资却不分高低，令人难以置信。

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内部市场素有“一米压百价”之说。以此推测，江油县的物价应与大米市价紧密相连。考虑到苏州府的米价，我们可以估算川北地区江油县的米价应在每石1.5两左右。那么，县吏们的一年6两银工资仅能买到4石大米，即1200斤。以现代江油普通大米每斤2元人民币计算，他们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2元，平均每月仅200元。

这样的薪资水平令人震惊，甚至不如现今的“低保户”。清代江油县吏的工资难以维持其生活，更不用说供养父母妻儿。那么，他们是如何维持生活的呢？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县吏们绝不会让自己饿着肚皮去执行公务。他们除了固定的年薪外，还有工作中的“规费”收入。这种“规费”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定额标准，是一种典型的“灰色收入”，按“潜规则”收取。收多收少，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差役们的满意度。

面对县吏薪资过低的问题，“天难两全其美”，阿通知府在面临困境时采取了折中办法。他把过去的“差规”公开化、合法化、数字化，制订出《三台县书差规费条规十八则》并公示于大堂前，体现了办事收费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这样的举措既解决了县吏们的生活问题，也保障了的日常运作。此举不失为一种明智而人性化的管理策略。在古老的规费条规里，详细记载了一种叫做“寻常词讼”的案件处理流程。在这个流程中，差役的传唤工作无论涉及原、被告人数多少，都需要给予差头饭食辛力钱。对于原告，这一费用是二千文（二两），而对于被告，则须支付三千文。这一规定体现了对公务人员辛勤劳作的尊重与酬劳。

不仅如此，刑房送案开单也有明确的费用规定，每案原告需支付纸笔辛力钱八百文，而被告则需支付一千文。这些费用反映了那个时代司法程序的复杂性和繁琐性，也体现了对文书工作的尊重。

在乡村案件的处理中，刑仵下乡斟验的费用也有详尽的规定。对于五十里以内的行程，原、被告需各给夫马钱四百文，饭食钱二百文。若超过五十里，则根据里程数增加费用，但最多不超过三千文。这一规定确保了司法公正，不论案件发生在何处，都能得到妥善处理。

除此之外，吏、户、兵、工、盐、仓、礼各房下乡斟查也有明确的费用标准，原、被告需支付与刑房相同的夫马饭食钱。这些详尽的规定确保了各部门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体现了对基层工作的尊重与认可。

粗略统计，仅民、刑案件每件各个环节的收费至少为十七两银子。在江油县，按照这些规定收费，每年办案收费可达数千两银子。这些收入并未全部纳入省、中央财政预决算上缴，部分用于办公杂费，余下的大部分作为衙役的工资补贴。这意味着，一名县吏的年收入足以供养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

这一古老的规费条规展现了古代司法制度的某些细节，也揭示了那个时代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古代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深入研究。通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社会的某些面貌，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